11月初的一天，我看到波士頓市中心公園的樹上，掛著帽子、手套、毛衣等保暖用品，還有一張字條：“我沒有迷路。如果你被困在寒冷的戶外，請隨意取用保暖。”
　　
　　接下來幾天的所見所聞更讓我確信：人世間最美好的禮物是來自陌生人的善意。
　　
　　圣誕節前一個周末的晚上，我在帶著女兒開車回家的路上，不小心把車開進一條石溝，車頭下垂、后車輪懸空——必須動用保險公司的急救服務了。打通電話，很快有人開著帶有拖車設備的大卡車過來了。那師傅將我的車拖回馬路上，并幫忙檢查，居然完好無損。他告訴我，動用了拖車設備，超出了保險公司單次急救服務的定額，本來需要我額外付費，不過他說不會讓我付費。“節日快樂！”他和我握了握手就走了。
　　
　　那一瞬間，我站在寒風中感覺好溫暖。
　　
　　“臉書”上一位朋友貼的故事，更是讓我對陌生人的善意感到震撼。故事的主角叫瑪麗·金，是華盛頓大學醫學院遺傳學系的女教授。1981年，她還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教時，丈夫突然說要和她分手，因為他愛上了他的一個研究生。他說完便收拾行李，離家和他新的愛人一起到海外做野外考察去了。
　　
　　金教授當時聽了無言以對，其心中的震驚和所受的傷害可想而知。第二天她照常去上課，上完課被系主任告知，她已經拿到了終身教職。她從幼兒園接了5歲多的女兒愛米莉回家，發現家里遭小偷洗劫，滿地狼藉。在這一連串的戲劇性經歷之后，最讓她犯難的是：如何既當好媽媽又做好本職工作？當時她馬上要去華盛頓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接受研究基金會的面試，可是誰來照顧她的女兒？
　　
　　她只好請她母親從芝加哥飛到舊金山來幫忙。母親是個老派人，在接她從機場到家的路上，一聽說孩子的父親已經離家出走，完全不能接受這個現實，也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老母親一路抱怨，然后便開始數落自己的女兒：“在眼下這樣的時刻，你怎么能丟下孩子不管，去參加什么學術會議？不行，我不能照看愛米莉，你必須自己照看孩子！”
　　
　　金教授一看這情形，便只好給她的導師打電話，說沒法去參加學術會議了。導師當時已經到了華盛頓，一聽她的境況，便建議：“你把愛米莉帶來一起開會吧。我和愛米莉很熟，在你面試的時候，我可以陪愛米莉玩啊。”“可是愛米莉都沒有機票。”“沒事，我馬上給她和你母親訂機票。對不起，我得掛電話了，訂機票去了。再見！”
　　
　　第二天一早，金教授和母親、女兒三人去舊金山機場，她得先把母親送上回芝加哥的飛機，然后和女兒一起飛往東海岸。可是那天去機場的路很堵，本來45分鐘的路走了快兩小時。當時離她們的航班起飛已剩下不多時間，而且為她女兒辦登機手續還得排長長的隊。
　　
　　“愛米莉，你自己在這兒排隊，媽媽得先送外婆再回來。”
　　
　　她母親一聽又急了：“你怎么可以把孩子一個人留在這里？”
　　
　　就在此時，她身后傳來了一個男人的聲音：“愛米莉有我在，不會有事的！”她一轉身，看到是一位男士，便趕緊對他說：“感謝你！”
　　
　　她母親說：“你怎么可以把愛米莉交給一個素不相識的人？”
　　
　　她靈機一動：“如果你不能信任喬·德蒙奇，還能信誰？”男士會意，向愛米莉伸手自我介紹說：“你好，我叫喬。”愛米莉和他握手，說：“我是愛米莉。”
　　
　　送完母親，她看見愛米莉和“喬”在那里有說有笑，手續已辦好。她道謝，“喬”行了一個軍禮就走開了。
　　
　　金教授終于按時上了飛機。她的面試很順利，得到了研究基金。就是這筆基金，使她最早發現導致乳腺癌遺傳的基因變體BRCA1，由此讓醫學界意識到乳腺癌其實是可以家族遺傳的。不能想象，如果那天沒有那位好心的“喬”的幫助，人類有關乳腺癌的診治史是否會被重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