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6月11日，盛夏初至，驕陽似火，偌大個京城，居然無一絲清風。這一天，朝廷放榜，將公布殿試名次。濕悶的暑氣令焦急盼望的士子們內心愈發躁動難耐。
　　
　　苦苦等了一天，直到日頭偏西，朝廷的喜報才姍姍來遲。天津籍考生徐世昌（1855—1939）恰外出拜客歸來，于客棧門口見到上諭：“徐世昌，第二甲五十五名，著改為翰林院庶吉士。”十年寒窗苦讀終有回報，徐自然百感交集、熱淚盈眶，于當天日記中寫道：“君恩高厚，受寵若驚，益當努力有為，以期報國承家也。”與此同時，在房中枯坐了一天的貴州籍考生陳夔龍（1857—1948），也接到上諭。點兒背的是，他的考卷以一字之誤，竟置三甲，以主事用，簽分兵部。他不禁捶胸頓足，慨嘆上天不加眷顧。要說反應最淡定的，尚屬蒙古正黃旗考生榮慶（1859—1917）。聽聞榜單，此君既未喜極而泣，也無憤憤不平，而是悠閑地倚在枕上翻看歷代名人字帖。
　　
　　按照清代仕宦慣例，若不出意外，20年后，這三位“50后”士子應能位居要職，成為新世紀清廷倚仗的棟梁之材。果不其然，這三位科舉同年日后皆腰金衣紫，出任朝廷高官。只不過，一入官場深似海，也許連他們自己都沒預料到，幾十年后，居然蛻變為自己當初最厭惡的那類人。
　　
　　貧寒與無奈
　　
　　這三位士子，都是出身貧寒、毫無背景之人。故他們唯有從基層做起，期盼憑真才實學來為朝廷效力，謀得升遷。只可惜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按照清制，每三年都要對翰林院庶吉士進行甄別考試，成績優等者授編修，次等者授檢討，合格者改任各部主事或知縣。如果成績不及格，不好意思，那就請您繼續學習，再等三年。
　　
　　徐世昌不通古學，文筆一般，自然不受時任掌院學士的翁同龢老爺子待見。徐在這個清水衙門一待就是6年，竟未曾獲得過一次外出主持地方鄉試的差事，甚至連當副手的機會都沒有。好不容易結識了天津老鄉王文錦侍郎，徐請他幫忙介紹新差事。王為人倒也通融，打算將徐推薦至南書房，孰料大學士潘祖蔭認為徐不學無術，難堪此任，不予接納，又將他攆回翰林院。當時翰林院有所謂“八紅八黑”之稱，“紅翰林”自然是指官運亨通的那一類，而“黑翰林”則是指仕途坎坷的官員們，徐即位列“八黑”之一。最令徐無奈的是，熬到第8個年頭，他終于可以外放河南，誰承想還未等朝廷頒發委任狀，母親突然病逝，徐只得暫棄升官念頭，回家奔喪，其霉運可謂沖天。
　　
　　榮慶也好不到哪兒去。供職翰林后，榮慶的生活似乎未見任何起色。有清一代，京官最為清苦，他們時常入不敷出，只得借貸度日。彼時之榮慶，便是這般境況，于是成為京城當鋪和錢莊的常客。要錢沒錢，要權無權，十載京官，榮慶著實慘淡。
　　
　　當然，最悲催的莫過于陳夔龍。這位老兄自從赴任兵部主事后，簡直如墜入苦海。兵部在六部中堪稱最差，按“京師習慣，以吏、戶二部為優選；刑部雖瘠，補缺尚易；工部亦有大婚、陵工保案，以冀捷獲；唯禮、兵二部為最苦。禮部尚無他途雜進，依然書生本色，最次莫如兵部員司，以常年測之，非二十年不能補缺”。這就意味著，即使再出色、再優秀，陳熬到50歲，充其量還只是個六七品的小官。
　　
　　殘酷的現實雖無聲無息，卻告訴這三人一個鐵一般的道理：書讀得好，不等于官做得大；志向高遠，也必須安全落地。10年轉瞬即逝，徐世昌、陳夔龍與榮慶，已接近不惑之年，仕途的黃金年齡漸行漸遠。要么改變自己，要么繼續沉淪，人生的岔路口就在眼前。
　　
　　誘惑與屈從
　　
　　面對權力的黑光，相信很少有人能夠拒絕誘惑，尤其對于長期處于政治邊緣的人而言。1895年前后，成為這三位“50后”仕途的共同轉折點。
　　
　　徐世昌首先“脫貧”。該年秋，徐與其拜把子兄弟袁世凱重逢。眼見老大哥處境尷尬，袁世凱自然心有不忍，于是延請徐進入天津小站，掌管參謀營務。起初徐還猶豫不決，想保留翰林院職位。后眼瞅編練新軍事業蒸蒸日上，其勢頭遲早會壯大，高升機會自然多多，徐索性辭去編修一職，全身心輔佐袁世凱，為其獻計獻策，結交各路人脈，于是穩坐北洋系第二把交椅。
　　
　　陳夔龍自不甘人后，于次年“開竅”。甲午之后，久蟄西安數年的榮祿重回中樞，出掌兵部。恰值連襟廖壽恒接替故去的許庚身，進入軍機，陳夔龍于是懇請廖代為向榮祿舉薦自己。此刻位高權重的廖，一改往日做派，欣然允做說客，在榮面前一番美言。不久，榮祿便親點陳同其赴津查辦小站軍民糾紛一事。小站是榮親自指定的練兵試點，袁世凱乃榮一手提攜的軍事將領，說白了，這次赴津辦案，純屬走過場。途中，榮問陳年歲幾何，補缺約計何時。陳對曰：“行年已四十，到部亦十年，敘補名次第八。即每年出缺一次，亦須八年始能敘補。恐此生以馮唐老矣。”榮云：“觀君骨相氣色，五年內必有非常之遇。而部中補缺例須計俸，未可躁進。”吃盡官微言輕苦頭的陳夔龍，自然參透榮之暗示，一路察言觀色，唯唯諾諾。當檢閱操練時，榮問陳：“君觀新軍與舊軍比較何如？”陳答：“素不知兵，何能妄參末議。但觀表面，舊軍誠不免暮氣，新軍參用西法，生面獨開。”榮心想：“君言是也。此人必須保全，以策后效。”其實若按兵部條例，僅新軍擅殺營門外賣菜傭一條，袁世凱便可遭到嚴懲。但陳曲意迎合榮祿，在撰寫奏稿時筆下留情，淡化過程，抹去罪證，終致此案不了了之。待此事辦妥，回到兵部，排在他前面的7名競爭對手，要么病退，要么調走，要么受罰，要么棄權，于是陳敘補名次飆至第一，順利頂補缺位。不久，榮祿更把參與北洋政務如此機要之事交予陳夔龍，將其引為心腹。
　　
　　反觀榮慶，此時他官途雖略露曙光，但在為官之道上似乎“進步”得有點慢。那他又憑何升遷？大致兩點。其一，辦事認真。一次，光緒口諭整理清秘堂藏書。榮慶不辭勞苦，親力親為，妥善安排下屬分工辦理，“從此舊書可保無遺”。不久，榮慶因整理之功蒙皇上召見，從而給光緒留下較好印象。其二，清廉自律。按理說，京官清苦，倘有他人孝敬，自應笑納以解燃眉。榮慶則不然。終其一生，他潔身自好，殊為難得。但凡他人之禮，榮一律拒收。清末巨貪周榮曜曾以厚禮向榮慶行賄，榮不為所動。榮堅拒賄賂，或許尚有防授人以柄的考慮，不過此種作風確為他在官場換來極好的口碑。也正因數十年兢兢業業之奮斗，1899年，榮慶終于獲得外放山東學政的機會。而此時徐、陳二人，在仕途上已將榮慶甩開了半條街。
　　
　　截至1899年，徐、陳二位早已屈從于權力的魅影，一味追逐官位，將所謂家國社稷、擔道抗勢之情懷置諸腦后。而榮慶好像還經得起誘惑，未完全變質。然而，不到一年，他也成為權力的奴仆。1900年初，時任山東巡撫的袁世凱拜訪榮慶。此時恰逢榮母病重，袁熱心為其推薦醫生、饋贈物品。榮母去世，袁世凱先是“送經并焰口”，后待榮慶扶柩抵津，令“部下劉直牧永慶來吊，并代辦火車一切”，實在是殷勤周至。其實榮慶對袁素無好感，但他明白，袁世凱背后的靠山是當朝大佬榮祿，與袁結好，便可攀上榮中堂這株參天大樹。經過對道義與權勢的一番慎重權衡甚或是痛苦的思想斗爭，榮慶最終拋棄了堅守半生的政治信仰，決心與權力合謀。一年后，榮慶便在榮祿的關照下，“奉旨署理倉督”。榮慶事后致函坦露心跡，表示不負栽培：“惟一點血誠，不愿讓前人獨步，而識力魄力，究不知撐到幾分。”
　　
　　放下了尊嚴，丟失了操守，突破了底線，背棄了理想，這三位“50后”剩下要做的，便是在追名逐利的仕途上一路狂奔。僅僅六七年工夫，徐、陳、榮三人完成了普通京官需要數十年甚至一輩子都遙不可及的升遷之路。
　　
　　官運與國勢
　　
　　身居高位，權傾一方，擁有絕佳的政治平臺，正值五十出頭的當打之年，這三位“50后”完全可以施展其年輕時的宏大抱負。殊不知在威權體制下，權力場中之輩，由于屁股決定腦袋，他們往往眼光向上，更多從統治者的“最高指示”出發，其立足點無非四個字——領導滿意。這在三人的政治行動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1906年夏，圍繞是否預備立憲之問題，京城內新舊兩派針鋒相對，勢若水火。一派以袁世凱、端方為頭領，力主學習西方，推行立憲；一派則以鐵良、榮慶為魁首，極力抵制立憲，橫加阻撓。然而極富諷刺意味的是，慈禧最終將草擬立憲懿旨的重任交予榮慶。這期間，袁世凱頻頻私下拜訪，以期憑私誼影響榮慶。孰料之后面世的懿旨，無非以“規制未備，民智未開”為由，堂而皇之地將立憲步伐無限期順延。想必榮慶當時費盡心機、搜腸刮肚，完全是揣摩老佛爺圣意而已。
　　
　　徐世昌之手腕，也十分高明。宣統元年（1909年），以載灃為首的那一批年輕皇室貴胄上臺，他們對西方的武器、建筑、工藝、科技等頗為推崇。當時徐恰恰擔任東三省總督，于是揣摩皇室心思，大搞形象工程。據曾在東北任職的丁士源爆料：“徐世昌赴東三省總督任時，攜中央款二千萬兩，兩年以來鋪張頗甚。”單單建造奉天公署大樓一項，就消耗白銀三十余萬兩，所蓋“西式樓數十楹，繚以復廊，其中簾幔幾榻，燈屏皆用舶來品”。同時采購各種西式物品又花費十余萬兩，因而其辦公場所之華麗宏偉，其他省份無能出其右者。一次載濤自歐洲考察歸來，途經奉天，“見馬路電燈軍警無不備具，及駐宿公署，儼然歐式”，使他“直把沈陽作巴黎”，于是對徐世昌的市政工作大加贊賞。等他回京后，更是在載灃面前表揚這位“市政建設標兵”。當然，徐如此大張旗鼓地透支財政搞城建，自然有人看不下去。當時載澤掌管度支部，曾派人細察徐世昌的賬目，發現其財政收支上存在巨大漏洞。于是幾次上書載灃，請求徹查。此時載灃已把徐世昌立為全國學習的典型，相信“徐世昌是個好同志”，并未予以追究。
　　
　　1909年，陳夔龍出任直隸總督。下車伊始，便自我標榜曰：“所可以自慰者，厥有三端：一不聯絡新學家；二不敷衍留學生；三不延納假名士。”可見其政治傾向極為保守。然清末局勢已至不改革必死的地步，像陳這種官員，敵視新學，拒絕革新，只會激化矛盾，令問題愈加惡化。面對天津紳商學生之國會請愿運動，陳表面安撫，私下命軍警強力鎮壓，他一面極力“維穩”，一面卻上書中央，報喜不報憂，聲稱直隸一片安靜祥和。民怨得不到及時疏導，革命便噴薄而出，眼見大勢已去，陳只得告病去職，清廷最后一任直隸總督便如此黯然離場。
　　
　　辛亥之后，這三位高官被迫“提前退休”，化身遺老。除了徐世昌于短暫隱居后再度出山，繼續在政壇打拼外，陳、榮二人則躲入租界，依靠多年宦海經營下的豐厚積蓄，過著饒裕優哉之寓公生活。當然，吟詩作賦、飲酒唱和之余，他們不忘嘆一聲前朝可惜，罵幾句民國黑暗，卻從不曾反省己過：難道唯權力馬首是瞻的惡果，不恰恰使國勢日頹，終致傾覆嗎？
　　
　　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曾以《圣經》中墮落天使路西法的寓言為例，指出人在具體而特殊的社會情境與權力系統之中，往往會走向惡的一面，此之謂“路西法效應”。飽讀儒家經典的徐世昌、陳夔龍、榮慶，在青年時何嘗不愿為天下社稷、百姓民生貢獻才智，然而在專制制度下，權力黑洞之能量過于強大，幾乎吞噬了一切，他們三人焉能幸免？
　　
　　或許，在每個人心中，都住著一位天使與撒旦的合體，它名叫路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