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新桂系的開山鼻祖李宗仁，在回憶錄中有一段意味深長的話：“我黨中樞領袖，不自覺其在政府中地位的尊嚴，竟與這批流氓稱兄道弟，不以為恥，官箴全失，斯文掃地，比起北洋軍閥，猶等而下之，實堪浩嘆。”
　　
　　他說的“我黨中樞領袖”，當然是蔣介石；“這批流氓”，無疑說的是杜月笙、黃金榮之流。
　　
　　李宗仁既然敢譏評這幫流氓和蔣介石的“深情厚誼”，畢竟自己是身家清白，不與他們同流合污。
　　
　　有一年，李宗仁經過上海，杜月笙盛情邀請，欲為其接風洗塵，也好傾心結納，李宗仁看不起杜月笙，拒不賞臉。李宗仁手握數十萬雄兵，杜月笙丟了面子，也不敢有所怨言，只得作罷。
　　
　　后來，李宗仁還是被“逼”到杜月笙的宴客桌前。
　　
　　事情還得從反蔣風潮說起。20世紀30年代初期，蔣介石的地位并不穩固，馮玉祥、李宗仁、閻錫山、胡漢民等人，都欲將蔣介石拉下馬來。胡漢民和李宗仁商量整垮蔣介石。通行的看法是，杜月笙與蔣介石有深厚的私人情誼，上海幫會曾是蔣介石政權剪除異己的工具；另一方面，胡漢民等人則是較為清白的政客，與黑社會應該無涉。但有不少材料表明，1931年，胡漢民與蔣介石徹底決裂后，與杜月笙、張嘯林等人走得很近。1931年年底，胡漢民在“約法之爭”中失勢，離寧經滬南返，一般人懼怕蔣介石，多避而遠之，杜月笙親往迎送，以示上海是他的地盤。胡漢民禮尚往來，“漢民往來函電稿”中，就有他為杜月笙、張嘯林等祝壽應酬的內容，陳群則是胡與杜之間的聯絡人。胡漢民甚至曾企圖借助杜月笙的幫會力量，在上海抗衡蔣介石。
　　
　　時移世易，現在，胡漢民和李宗仁是同一“戰壕”的戰友。李宗仁手中有槍，始終無“黨”，即在國民黨中無多大勢力，在政爭中，始終名不正言不順，對黨內幾個可以和蔣介石抗衡的巨頭，如汪精衛、胡漢民傾心結納，想將“中央”這塊最管用的招牌，從蔣介石手里奪過來。
　　
　　胡漢民力勸李宗仁，要和杜月笙應酬，李宗仁不好拒絕，勉強應了杜月笙的邀請，一起吃飯。
　　
　　1932年年初，已經下野的蔣介石，策動楊虎在上海醞釀罷工罷市，以壓迫胡漢民支持的孫科內閣。
　　
　　胡漢民一面為孫科打氣，一面托陳群轉請杜月笙等利用其在上海的特殊影響，“將此種醞釀竭力設法消弭，俾新政府真能負荷其任務也”。
　　
　　胡漢民等人組織的“新國民黨”，在上海的秘密電臺設在法租界內，按月向巡捕房交納1500元的“電臺保護費”，此事若杜月笙不首肯，也是辦不成的。
　　
　　由此可見，胡漢民、李宗仁等為擴大反蔣陣營，廣泛結交同盟軍，利用一切社會力量。杜月笙等也是“貨賣兩家”，千方百計與政界各派聯絡，左右逢源。
　　
　　對杜月笙來說，沒有什么政見原則，凡是看得起杜某人的人，他就愿意跟人家做朋友。當“朋友”之間起沖突，他照樣周旋其間，裝出對兩方都“拔刀相助”的樣子。
　　
　　比如，1946年選副總統，蔣介石中意孫科，李宗仁抗命出馬競選，選票拉得很緊張，硝煙味很濃，甚至蔣介石親自出馬，為孫科拉票。有一次，他找四川的范紹增談話，希望范紹增投孫科的票，范紹增是一個直腸子，就說李宗仁找過自己，自己答應了李宗仁，還替李宗仁拉了好幾張票。
　　
　　蔣介石沉吟一下，大度地說，你的票可以投給李宗仁，但你手里掌握的其余人的票，必須投給孫科。
　　
　　談話回來，范紹增六神無主，他把李宗仁當朋友，況且已經答應人家，怎好出爾反爾？
　　
　　于是，范紹增向杜月笙請教如何收場。
　　
　　杜月笙哈哈一笑，說這種事情還不好辦，你看我，無論誰叫我支持他，都答應下來。這種場合，應當機靈一點，不但不能為這種事得罪人，還要借此機會來籠絡人，才是“正道”。
　　
　　范紹增得此“秘訣”，仔細觀察那些拉選票的人，果然，每個人對杜月笙都抱著希望。本來，杜月笙能控制的選票不多，分散開來，根本起不了作用，但是，杜月笙如魚得水，撈到不少人的好感，得到實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