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會中期選舉表明的一個主要事實，借《華盛頓郵報》的語言，便是老百姓終于認識到伊拉克戰爭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外交政策災難”。這使人再次質疑這場災難的決策者——布什總統的見解和判斷力，而結論其智能實在平平。
　　
　　這樣一個智力平凡者如何能夠成為世界惟一超強的領袖？“藍血”特權家庭背景之外，是典型的上層精英“超級教育”：安多佛貴族中學、耶魯大學本科、最后是哈佛大學商學院企管碩士。這樣的有形資歷和無形社會資源，是小布什在美國政界脫穎而出的重要關鍵。
　　
　　白宮、國會、最高法院之外，“超級教育”精英遍布美國資本主義頂層。調查表明，42%的美國大企業領袖來自以長春藤為主的僅僅12所名牌大學！
　　
　　布什及其2004年競選對手克里表明，名牌大學招收的不盡是智力杰出的尖子，而還有布什和克里那樣的丙等學生（克里在大一時竟然還吃過4門幾乎不及格的“丁”成績）。他們能夠堂而皇之步入長春藤校門，靠的是顯赫的父祖和家庭背景。換言之，他們以“名牌”學生身份進入名牌大學。
　　
　　如果說這是陳年舊賬，那么看看當下的現實吧：布什和克里各自的千金順順當當地進入耶魯本科，即將下臺的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威廉·弗里斯特的大公子哈里森，盡管成績屬于申請者中最末一檔，照樣進了普林斯頓。更令人驚奇不已的，是險些成為總統的戈爾有4個小孩，全被哈佛錄取。按平均錄取率為10%算，這該是萬年一遇的偶然事件！
　　
　　更有甚者，戈爾公子阿爾伯特·戈爾三世是出名的“問題青年”，低分之外，早有吸毒和違章駕駛等前科，卻照樣進入世界第一學府。其他類似例子，從布什總統的侄女、大影星達斯汀·霍夫曼的兒子，到大導演斯皮爾伯格的繼女等，不勝枚舉。
　　
　　這里的事實，是盡管名牌大學的入學競爭白熱化，哈佛等名校也不斷列出“有教無類”的表面措施，所有名牌大學仍然維持了對“名牌”學生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特殊照顧。
　　
　　“名牌”學生大致有三大類。
　　
　　第一是“校友子女（legacies）”，也即本校畢業生的子女，布什和克里本人以及他們的下一代都屬于這一類。而且除了少數大學，只有本科畢業才算校友，研究生院不算。由于名校的精英傳統，校友子女中充滿“上層建筑”權貴和“藍血”子弟。
　　
　　第二是非校友但屬于社會名流尤其巨富的子女，校方常用的專門詞匯是因“發展需要”的特招生，所謂“發展”，說白了便是父母的巨額捐款。
　　
　　第三是明星和明星子女。本人是明星的學生極少，主要是明星的子女。這些“名牌”生的財源有限，因為好萊塢明星往往只“捐名”不捐錢，但是對提高學校知名度非常有效。長春藤中的布朗大學近年來便通過吸引好萊塢子女而顯著提高了學校聲望。
　　
　　制度性的照顧，便是在同等甚至低于同等分數和其他條件下優先招收“校友子女”。據統計，在名校中這大致相當于SAT額外加分10%。這使得校友子女的錄取率超常，例如他們申請哈佛的錄取率可達40%。相當于正常錄取率的4倍！因此在新生中占據不小的比例，例如圣母院大學本科生超過1/5是校友子女。
　　
　　以哈佛為例，制度性的照顧還有錄取名單（A名單）之外的Z名單，后者是延遲一年入學的特招生名單，很大比例是校友子女。
　　
　　非制度性的照顧五花八門，包括校長直接下指令給招生辦。另一常見方式便是“發展部門”將關鍵捐款者名單透露給招生辦“酌情考慮”。
　　
　　由數百名捐款大鱷組成的哈佛大學“資源委員會”是個很好例子。據《華爾街日報》記者調查，委員會成員子女申請哈佛的錄取率超過50%。突出的例子是美國最大煙草公司前副總裁James
　　
　　Welch，竟有6個兒子全部進了哈佛，超過了“萬年一遇”的戈爾子女的成就。
　　
　　名牌大學特招“名牌”學生的最主要動機，自然是家長的“贊助”。哈佛大學積累的總捐贈基金超過250億美元，是其成效的最好見證。
　　
　　正是出于這種贊助動機，“校友子女”特招絕不是貧富一視同仁。有調查表明：如果校友子女在申請入學哈佛的同時也向學校申請經濟補助，那么其優勢便蕩然無存。
　　
　　基于金錢和地位的“名牌”學生，是美國向世襲社會演變的特征：名校教育是延續上層社會身份的重要前提，新的“龍生龍，鳳生鳳”世襲貴族因此產生。
　　
　　對比之下，傳統的世襲社會歐洲卻向平民化發展，牛津和劍橋大學都沒有“校友子女”特招，布萊爾首相的兒子因此被父親母校牛津拒之門外。這是歐美社會離異的另一層次。
　　
　　“名牌”學生和諸如體育尖子、黑人和拉美裔“弱勢群體”特招生的大量存在，減少了沒有特殊“鉤子”關系的普通考生的機會。按加州伯克利大學一位院長的說法，長春藤名校對這些普通考生開放的公平競爭名額不出40%。
　　
　　亞裔考生更遭到不公平的“限額”劣勢。在長春藤校園中中國大陸移民子女開始全面取代臺港移民子女之際，這是人們必須面對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