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大學四年級生，剛剛與我們這兒的新畢業生交談。他們告訴我，他們仍在大學里的同學將面臨一個可怕的就業市場。這樣說其實有失公平，因為幾十年來，畢業生找工作從未容易過。不過這也是個好消息，因為在衰退期畢業，不一定是世界上最糟的事。
　　
　　我就是個過來人。我畢業時，正值1990年代初衰退期的尾聲。確切地說，是1994年。
　　
　　畢業后，我住在新澤西州的母親家中，聯系了每一家我能想象到的雜志和報紙，結果都吃了閉門羹。我給《紐約客》寄去幾篇短篇小說，收到的是一封很客氣的退稿信。我當時就把它燒了。
　　
　　接下來該怎么辦？A計劃破滅了，換B計劃吧，這意味著必須發揮創意。當時我對兩個地方最著迷：科羅拉多州和日本。我申請到日本教英語被拒絕了，于是在1994年12月，我收拾好行囊，前往科州小鎮博爾德。
　　
　　為什么選這個地方？我也說不清。大概是這里地方小，或許有機會讓我打進寫作世界吧。這里不是我的老家，我一無人脈、二無朋友，口袋里只有幾百塊錢。
　　
　　我在網上找到一份餐館工作，后來被提拔為跑堂—沒錯，這個跑堂還是晉升上去的。接著我開始為當地任何一家愿意發表我的東西的出版物寫文章。我的第一篇文章發表在《科羅拉多日報》。
　　
　　從此我一發不可收。起先寫的東西都是沒有報酬的，發表在免費小報《大學報道者》上。為什么？因為他們肯接我的電話。長話短說，24歲那年，我成了這家小報的主編，還開了一個頗受歡迎的專欄。
　　
　　通過這份工作，我有機會采訪到很多名人，包括《花花公子》創辦人休·海夫納、演員丹尼斯·哈潑等等，只因為我成了名正言順的記者了。我的專欄也發展了一幫粉絲，包括我們當地的國會眾議員。
　　
　　漸漸地，我成為小鎮的一個組成部分，甚至算一個小名人。有一次在當地一家墨西哥快餐店吃完結賬時，被一個女招待認出來：“你是戴維·舍楚克——那個專欄作家嗎？”這種感覺有點怪，但讓我開心極了。
　　
　　后來我離開《大學報道者》，進了《博爾德周報》，這是一份很棒的免費報紙。剛進去時的主編是很善于啟發、激勵人的格雷格·坎貝爾（日后《血鉆》一書的作者）。我又采訪了不少名人，并寫出第一批長篇特寫和封面故事。
　　
　　如果沒有寫作的活兒可干，我就到餐館打工，也當過酒吧侍者、電話調查員、辦公室臨時工。這些工作都極有價值：當招待使我懂得應當善待服務人員；當“酒保”時我聽到的故事夠寫上一輩子，盡管結局不全是皆大歡喜，我還學會如何與自己不同類型的人攀談；搞電話調查實際上是當記者的絕佳訓練方式，因為你必須學會傾聽，并在5秒鐘之內讓別人信任你。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我覺得，原定的計劃被打破，反而可能使你解脫，給了你做自己想做的事的“借口”：到南美去，加入和平隊，到好萊塢發展……
　　
　　即使找工作不順利，在某些程度上，你的人生將變得更豐富，不再那么可以預見。我可能未必是你想成為的人，但迄今為止，我自己覺得過得挺好。
　　
　　你想做什么呢？何不去試試看，發現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