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為經濟學中，有一個著名實驗。一般認為，拋硬幣時正反面出現的概率是1∶1，但是大多數人不愿對拋硬幣等額投注，原因就在于對于損失的厭惡：“他們不愿在拋硬幣上冒損失20美元的風險，除非有機會獲得相當于損失金額兩倍的錢，即40美元。”
　　
　　這一現象，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稱為“損失厭惡”，也就是說“損失造成的影響比收益大”。
　　
　　普通人如此，偉人也是如此。據說20世紀80年代，美國前總統里根在紐約視察時，走過歡呼的人群，他對身邊的紐約市長說：“天哪！你看，那邊有人對我豎中指。”旁邊的紐約市長感到很詫異，那么多人對你歡呼，總統閣下卻只注意一個對他豎中指的人。偉人尚且難以免俗，何況凡人？從更深角度，你會發現，對“壞”的關注，其實來自我們的進化本能，這種本能起因都是保護自身，躲避危險。
　　
　　原因在于，對“壞”的關注，主宰整個大腦，或者說，大腦天生膽小。正是這些特質，保護了我們。因此，人類的注意力，天然會被威脅吸引。實驗發現，即使年僅8個月的嬰兒，面對蛇和青蛙的照片，會更快地關注前者，面對悲傷和開心的臉，同樣會更關注悲傷的臉——甚至可以說，大腦對“壞”或者危險更敏感，對“好”或者善，則視而不見。
　　
　　可以說，人性對待負面的厭惡態度，不僅驗證了中國諺語“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更是驗證了俄羅斯老話：“一勺柏油攪壞一桶蜂蜜，但一勺蜂蜜改變不了一桶柏油。”
　　
　　如果“壞”如此強大，那么就需要學習先定義壞。學術文獻中，會稱之為“負面偏差”“負面主導”“負面效應”，也就是說，“負面事件和情緒產生的影響普遍強于正面事件和情緒的影響”。
　　
　　對“壞”的關注，從進化而言對我們是有意義的，正是我們的大腦關注負面的特質，才使得我們可以更善于遠離危險，也更善于學習。了解負面效應原理之后，我們應該思考，如何避免這些負面效應的放大，尤其不要讓它去傷害對我們最親近的人。
　　
　　從這個意義上，人性始終是解答我們很多問題的根源。這就好像梁漱溟晚年對儒家的總結：“儒家站在人的立場，儒家說的話，說來說去，不離開人，它從來不離開人，連鬼神它都不大談。不是那個子路嘛，問孔子生死問題，他就說：‘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