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善喻。論及理想，揚雄喻之以射：“修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立義以為的，奠而后發，發必中矣。”確為至論。
　　
　　禮、樂、射、御、書、數，射為六藝之一。在古代，射并非射箭御敵這樣簡單，它由功用而形而上到修身的高度。孔子說：“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雖然君子之爭在射，但更在“禮”，揖讓而上場，互禮而下場，然后登堂喝酒。習射與修養密不可分。
　　
　　哲學家王陽明對于“射”，更有超拔的論述：“君子之于射也，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后可以言中，故古者射以觀德。”“志”與“體”，身正與志端，理想與“標的”，在古人“射”的范疇里，是表里相生、虛實相對的。為了論述他的觀點，王氏將修德與習射進行了對比，認為它們皆發自于心。心躁，則德必淺，體必斜，視必渙散，氣必餒，色必驕矜。一個身斜走神氣餒驕傲的人，能射中是極為意外的；如果相反，心端然，則體必正，容必肅，氣必舒，視必專注，具備這些，射不中是極為意外的。
　　
　　射之內涵其實在“德”，在心。楊雄以射道喻人生理想，要說明的亦為射向理想靶的看似道路萬千，其實發乎心，發乎德。修身、矯思，都是要通向“立義”修德。修身，必修向義；矯思，必矯向義。人生的目標必須為“德”之所肯，修養必須唯德是從，思想必須以德涵養。心正，德厚，目標光明，則“體”必正，“容”必肅，“氣”必舒，“視”必專注，則必能射得正，射得遠，必能“勝而不張、負而不馳”，必能持久。德的重要由此可見。
　　
　　德與才孰輕孰重，自古就有論辯，但歷史證明，德比才更重要。因為德決定著箭矢的目標，決定著實現目標的方式。德才兼備謂之圣，如果不能盡善盡美，則必選擇德。德厚，則目標必不害己，必不害人。智伯無德，導致三家分晉，司馬光在論及此事時認為這是“才勝德”的結果。有才而無德，禍人害己，南朝宋廢帝劉昱是典型代表，他天才絕艷，“凡諸鄙事，過目則能；鍛銀、裁衣、作帽，莫不精絕。未嘗吹篪，執管便韻”。但是他“天性好殺”，喜歡箭射大臣肚臍，十五歲便人死國滅。
　　
　　實現目標的方式有多種，德為正途。神童蔡伯俙三周歲即為太子伴讀，才不可謂不高，路徑不可謂不捷，但他選擇實現目標的方式卻令他最終射不遠。皇宮門檻高，每出門，蔡伯俙弓身以為橋，以便太子。太子登基，卻取另一個神童伴讀晏殊為相，原因是治理國家，“無真才不興”，其實更有言外之意：德之不修。
　　
　　修德與靶的相輔相成。若廢帝劉昱自小的教育得當，他的目標必然不會是大臣的肚臍；若他自小的目標不是“好殺，一日無事，輒慘慘不樂”，那么他必會修德。錢學森拋卻厚祿一心回國，是德的加持；某青年大肆宣稱國外空氣香甜，不辭長做他國人，是德之缺失。
　　
　　“德才”的選擇往往令人糾結，尤其是為人父母教育子女之時，往往因為更可觀、更直接的“唯財是舉”“唯貴是舉”，而忽略德的涵養和引領，卻不知道人生的大弓必須以德修養才能正，人生的內核必須有“德驅動器”才能自正自新，人生的目標必須在德的涵養下、指引下，才能有光明的屬性。人生目標之實現，譬如六藝之射，矯思修身，射以觀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