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說：“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這句話實在耐人尋味。
　　
　　從古至今，我們一向非常重視“信言”，由此衍生出許多成語俗語，譬如“君子一言，駟馬難追”，譬如“一諾千金”。孔子說“巧言令色鮮矣仁”，也是反對“巧言”，追求“信言”，與老子的觀點一致。
　　
　　可以說，無論儒家，還是道家，都認為，誠信的言論，一定是質樸的，直接的，簡單的，不需要那么多包裝，不需要那么多技巧，不需要那么多修飾。這倒和一句西方的諺語“真理總是赤裸裸的”相合。
　　
　　但是，我國也是一個非常講究“美言”的國度。孔子不就說過：“不學詩，無以言。”孔子還說：“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學詩的目的，顯然不是為了增加語言的誠信度。因為不學詩，也同樣可以保持語言的誠信度，只要你自己愿意。學詩，顯然是為了增加語言的美感。特別是在外交場合。外交官在外交活動中，總會首先稱引《詩經》中的成句，以增加自己語言的美感。
　　
　　同時，在語言表達方面，盡量避免直言不諱，也是增加語言美感的必要手段。譬如秦晉崤之戰后，戰敗的秦國統帥孟明被晉軍釋放，回家前，他在船頭對晉國統帥說：“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這句話字面上的意思是：“如果我國君主遵從晉君的好意赦免了我們，三年后，將來拜謝晉君的恩賜。”這話說得自然非常漂亮，但是，其實質的意思是，假如我們能被我國國君赦免，那么三年后，我們一定會來晉國報仇，一雪戰敗的恥辱。
　　
　　我們說話常常注重語言的修辭技巧，講究“美言”，這自然使人變得文雅，禮貌，能照顧到對方的情緒，很多責備意味的話，也因此削減了鋒芒，不至于刺傷對方，這都是“美言”的意義所在。所以，言辭盡量做到委婉、含蓄、柔和，尊重對方的人格尊嚴，是“美言”的最大價值。
　　
　　但是，事物往往還有另一方面。過分注重“美言”，也會造成不良后果，那就是善掩飾，好虛言，言不由衷。老子說“美言不信”，指的就是這個方面。很多人喜歡為死去的人寫墓志，但是，很多諛墓之詞也就因此產生。一個人生前本來作惡多端，也會因為“為尊者諱”，而一筆勾銷。過分強調“美言”的結果，是大家都不愿意講真話。只要把話講漂亮就行了，只要大家聽了舒服就行了。至于這話有沒有意義，有沒有真實的內容，是否能解決實際問題，那就不是大家關心的問題了。
　　
　　崇信“美言”的傳統，讓人變得復雜，機巧，多疑。“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即使是這“三分話”，也盡量說得圓滑，模棱兩可，漂亮，不要指涉實質內容。雖然許多人也相信“忠言逆耳利于行”，但是在日常交往中，我們卻很少對人進“忠言”，即使是很好的朋友，也是如此。因為“忠言”不是“美言”，“忠言”有時很刺耳，容易得罪人，特別是在領導面前。
　　
　　所以，在過分注重“美言”的文化傳統下，我們也要重新思考老子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訓誡了。提升“信言”的地位，也顯得刻不容緩。自然，我們應該繼承“美言”的傳統，說話盡量做到委婉含蓄，不傷人，但是，卻不能只講空話，漂亮話，諂媚的話，言不符實的話，而應該多講講真話，信實的話，質樸有內容的話，有益于世道人心的話，特別是，要敢于講出自己不同于眾人的話，自己獨特的見解，哪怕是帶有批評性質可能會引起大家不滿的話，只要是深思熟慮過的，也應該大膽表達出來。
　　
　　我相信，“信言”和“美言”，其實是可以統一起來的。但前提是，“美言”必須以“信言”為基礎。言語中一旦剝離了誠信的內核，那么話無論說得多么漂亮，也不過是一個空殼，除了玩弄辭藻之外，就什么意義也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