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八屆三中全會伊始，改革成為一種共識。一場危機倒逼的改革，正在新的領導集體的帶領下展開。不同的國情、不同的體制，每個國家都有本難念的經。在法國著名政治家、學者阿蘭·佩雷菲特眼中，法蘭西就是一個病入膏肓的國家，在其經典作《官僚主義的弊害》中，他為如何醫治一個國家的病給出了一些線索。
　　
　　分擔公共責任
　　
　　是政權機構掌握著一個社會的命運。怎樣去醫治看得見的，也就是國家的病癥呢，看來必須聯系法國的行政體系是怎樣管轄法國人的，這就是隱患所在。
　　
　　國家首要的任務——無論從急迫性還是從重要性來講——就是要從底層改革公共體制。混亂，這個詞一語道破了法國的主要毛病。總統、政府、議會、行政機構，這些國家主角們所起的作用混亂不堪：代議士和公職人員分不清楚；層次混亂，國家與地方亂糟糟地混成一團；行政任務和議會職權也是混亂不堪。
　　
　　從權力分工到層次分工
　　
　　為了避免這種全面的混亂，應該重新考慮權力分工，說得更精確一些，就是使憲法條文規定垂直的權力分工，變得更加有效，并加強分層橫向的權力分工。而憲法條文對這種分工甚至一字未提。因為行政機關越來越多，所以僅僅把它們孤立起來是不夠的。必須在執行體系本身辨明并分清層次，否則，權力分工也只是一紙空文。
　　
　　讓我們先制定原則，然后按照這些原則設計一種體制，保證各種建制的平衡。另外并不需要撇開一切理想再來建立這種體制。只要清理一下歷史遺留給我們的大廈就行了。
　　
　　維護團結的總統
　　
　　因此，總統應該維護自己仲裁與受理申訴的職責，他越少介入政府事務，就越能當好總統。
　　
　　只要他警惕，不要以政府首腦或是多數派領袖的面貌出現，就可以保證團結。只要他不陷入日常的政治活動中去，就能從長遠的角度上講話。他保證條約的實施，領導外交，指揮軍隊，注視經濟和貨幣方面的大平衡，為各種公共權力的行使當仲裁人。最后他還得負責指定一位能贏得國民議會信任的政府首腦。因此，他也得主持政治方向的調整，以及輪流執政的問題。他只有不越俎代庖地代替政府，才能做到這點。
　　
　　人們被召到總統選舉箱前，并不是為了推選一個政府多數派，而是為了推選一位最有利于團結的人；他應該有能力克服我們的分歧，超越那些似是而非的真理，我們就是面對面地拿這類東西來互相指責的，而他應能用一個更崇高的真理使我們聯合在一起。總統不該當多數派的領袖，他的天職是成為全體法國人的總統。
　　
　　政府職能應限于最主要的任務
　　
　　政府越少陷于行政事務中去，就越能治理國家。不管怎么說，它不應該成為無所不管的獨一無二的行政管理者。國家已經擔負著足夠沉重的義不容辭的責任。它應該避免越出職守。
　　
　　國家應該掌握對外關系、國防、國內國外的安全、經濟政策、預算、稅收、立法、司法、主要的全國性設備、無線電聯絡、治理國土的規劃、大型公共企業、科研的優先項目……
　　
　　而其他的一切，就是說全部設備和公用事業，應該由一些被選舉出來的領導負責。而今天呢？情況恰恰相反。
　　
　　我們就是行政管理
　　
　　想使行政管理民主化，僅僅監督還是不夠的。我們病態心理的根源，就在于管理人和事的行政體系的等級和中央集權觀念。要想恢復元氣，就必須樹立權力分散與民主的思想。路易十四“朕即國家”的口號已經被人接了過去。接班人便是那奉天承運的龐大官僚體系。而明天，法國人應該能夠回答：“我們就是行政。”
　　
　　就是在這兒，現實主義的想象力可以大有作為。體制革新將打亂無數習慣。因此，假如不肯從社會心理狀態中，從歷史中，從最近的事態發展中汲取教訓，那么，改革國家結構就會流于失敗。某些頗為簡單的想法能使這一改革明朗化，而且這些思想并不改變1974年曾向喬治·蓬皮杜提出的草案。
　　
　　目前，已經存在著一個完整的地方體制網，問題只在如何才能使它扎扎實實地負起責任來，如何精簡這一體制網。無數管理層次不應該同時存在：鄉村一級、城市一級、社區工會、鄉、區、省、地區、國家，現在再加上布魯塞爾歐洲共同體的機構。這種狀況錯綜復雜、混亂不堪。沖突也趨于激化。這么多的管理層次，實在太過分了。
　　
　　除卻國家之外，總共兩層就足夠了：一層是省，一層是縣，包括鄉和市在內。
　　
　　“非官僚化”而不是“非行政管理化”
　　
　　怎么會看不出這是一場和平革命呢？
　　
　　首先，要進行一場公共職守的革命。因為既然要把國家的職能授予由選舉產生的省、縣領導人，就得使他們具備行使這一職能的手段，這不僅在財政上應該如此，在人員方面也應該如此。否則，就等于使這些當權者有職無權。
　　
　　這也就是說整個行政部門都得改變作風。那些鐵板一塊的、獨立王國式的、固步自封的“大衙門”，將被新涌現出來的，比較有朝氣的行政機構所代替
　　
　　由于職員人數比較合理，因而在提議與決定之間，問題與答案之間，錯誤與處分之間，功績與提升之間，可以少費些周折。人與人之間十分熟悉；領導平易近人，兼之受到選民們的監督，又要經受下屆選舉的考驗，即競爭的考驗。官員們從屬于由選舉產生的負責人，而且很接近他們，就能克服當小領導的欲望。
　　
　　由于沒有打破框框，行政改革頂多做到把一張十五頁的表格壓縮成十二頁，把胸掛銅鏈的執達吏換成身穿淡藍制服的女招待。這已經好了一點，但是還不夠，陳規陋習很快還會占上風的。因為，這仍然是治標而不治本。
　　
　　不過請注意，打破框框并不意味著砸碎行政機構。中央集權的悲劇已經使行政體系成為一種令人無法忍受的弊病。實際上它卻是一種必不可少的好東西。問題不在于提出什么制度把所有的官都取消，而是提出一種制度使官吏們不再自己悶死，而且不再以他們那龐大的隊伍悶死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