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一個聲音高叫著———爬出來吧，給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軀怎能從狗洞子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將我連這活棺材一齊燒掉，我應該在烈火與鮮血中得到永生！ ——— 葉挺 《囚歌》

印象中這篇文章還是小學的時候學的，那時真的應正了那句歌詞：少年的我，不何不懂心痛！故而也不曾有什么正切的感動，也沒有深入飛去挖掘所謂的“門”，“洞”，“自由”，“烈火”，“永生”。

當然，漸漸長大了，于是這些懵懂的東西成為了一種意象，成為了一種人格和品性的思考。面對自由，往往人性直接就有了尊嚴和屈辱的叩問。然而，中國人還是怕聽真話的，正如中國人怕見“悲劇”一樣，因為中國人怕——怕那些有價值的東西瞬間覆滅。然而西方群眾卻是以另一種態度去詮釋他們的見解，誠如亞里士多德曾經說：“悲劇借引起憐憫與恐懼來使情感得到陶冶。”

于是怕見悲劇就直接引申出“尊嚴”問題，在自由面前“卑躬屈漆，恃強凌弱，吹噓拍馬，阿諛奉承……”便寫盡了這種人世的尊榮，而他們換來的是什么？詩人說：這是狗洞子里爬出來的人啊！那種情況下，自由已經不再是自由了，是一種人性的摧殘啊。面對這種場景，聞一多先生有一句詩最是地道不過了：“這是一潭無力的死水，就連春風也吹不起它半點漣漪”。

當然，雖說中國的一部歷史大部分的時間都處于一種“悲劇史”的狀態，但是大浪淘盡，在時代的斷層里總會有那么幾個留在里面的生命帶著我們去尋回那段歷史的原貌，而他們也成為了我們去查閱歷史的范本，荊柯刺秦，那是一種生命的無畏啊；商鞅變法，那是一種人性的執著；就連烏江自刎的西楚霸王，他為我們譜寫出來的同樣是生命的盎然，當那劍指上的鮮紅的血水化開歷史的湛然時，成就的是一段氣節！

當賈植芳先生提出“把人字寫正”，當梁漱溟先生沐浴在祥和的陽光中冥思，學術的光輝已然綻放出一樣的光彩，他們才是“大師”??！王元化、啟功、陳寅恪等等，那些五四的驕子，給予我們的，或說是留給我們的，不就是“自由”嗎，不就是中國人的“氣節”、“尊嚴”嗎！

寧大的老板邵總一直以來都把“我逆來忍受！但不是綿羊??！我卑視那些政治上的戲子?。?！”作為自己的個性簽名，年過古稀之年的他，卻始終以一種盎然的姿態翹首著那些“政治上的戲子”，那些“作秀的純爺們”，這是一種何等的境界??！難道，他還會為“自由”而困惑？

然而，我們現在是越來越不了解自己了，越來越不清楚這種時局的變化了，我們一直陶醉在那種文明的妖嬈中，卻很難去意會哲學家所說的“我們走的太遠以至于不知道為什么而出發。”于是，人性啊，良知啊，真誠啊……那些淡出人自身品性中的格調已然成為了一種落寞的文化，或許若干年后，這也成為了一種學術命題，放在空洞的理論篇幅里加以佐證。

于是“門”也就變成了“洞”，人變成了“非人”，但是，地下的烈火倒總是會有的，可是卻永遠不會再有“永生”、“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