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主旋律影片而言，其主題和題材的意義幾乎是與生俱來的，也幾乎是人人皆知的，很難超越觀眾既有的認知與期待，這決定了主旋律影片的拍攝難度，即如何突破先驗的思想、主題和題材的框架而拍出藝術的高度、藝術的感染力，如何在敘事、審美及藝術呈現上有創新的追求并給人耳目一新的感受，在這方面，電影《1921》無疑是一次成功而富有啟示的藝術實踐，其在歷史還原、人物刻畫和審美創新方面的探索與嘗試，為當代主旋律電影開辟了新路、積累了經驗，是一部具有突破意義的主旋律電影。

首先，《1921》以恢弘的氣勢還原了歷史的宏大現場和豐滿細節，以生動的影像完成了對“1921”的藝術定格。“1921”在人類歷史的長河里之所以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之所以具有超越時間本身的魅力，這是由中國共產黨的創立這一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史詩性偉大事件所賦予的。但是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不是歷史書上的一個抽象的概念和普通的陳述，而是由生動、具體、復雜、驚險的歷史場景、歷史細節、歷史人物和歷史邏輯共同決定的。電影以多層次、生動、立體的敘事視角展現了“1921年”的方方面面，既有宏闊的畫面，又有日常生活的細節，從維也納、巴黎、東京到北京、上海、廣州，從石庫門到嘉興南湖紅船，從13位“一大”代表到黨的其他領袖和社會各階層人士，影片以宏大敘事和微觀敘事的巧妙結合，完美呈現了“1921”的全景圖，極有歷史的現場感。特別是電影開篇所展示的1921前后國際、國內風起云涌與波瀾壯闊的復雜形勢，以及對早期海外共產黨人的活動和五四運動那激動人心的歷史現場的藝術還原，生動揭示了黨成立的歷史必然性，從而賦予了“1921”以彪炳史冊的特殊意義。

在影片敘事中，“1921”是時間的主體，也是影片藝術塑造的主體，它既是一個被定格的歷史時間，又是一個不斷成長的時間，它的主體性是由其前世、今生共同塑造的，“前世”是1919五四運動及此前一代代仁人志士改變舊中國的奮斗與努力，“今生”是黨成立后改變中華民族命運的百年偉大征程和偉大成就。因此，片尾以紀錄片的方式對黨的百年歷程非常震撼的展示，正是對“1921”及其意義塑造不可或缺的藝術組成部分。

其次，電影《1921》真實還原和塑造了黨的創始人富有青春朝氣的形象，在對黨史人物典型形象的刻畫上實現了新的突破。影片的主體是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13名與會黨員代表。他們平均年齡只有28歲，他們都是熱血青年，富有蓬勃的朝氣，對新世界充滿熱情、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充滿向往。影片的成功在于沒有概念化、理念化、政治化地對待歷史人物，而是充分尊重了歷史，還原了歷史的真實。李達和王會悟是影片重點塑造的人物，他們對中共一大的特殊貢獻豐富了觀眾對歷史的認識，也是對歷史本身的還原與尊重。再比如，對陳獨秀激越而進取個性的揭示，對李大釗沉穩形象的塑造也給觀眾以深刻印象。他們是1921年那個歷史時刻的“英雄”，但他們也是有血有肉、有性格、有困惑的人。

《1921》敘述的是一個政治和歷史事件，主人公都是政治人物，但影片重點呈現的不是他們的政治形象，而是生活形象、青春形象和情感形象，影片注重從日常生活細節，從愛情、青春、人性的視角，注重用細膩、溫暖、充滿人間煙火氣的鏡頭，來塑造和刻畫人物生動可感的立體形象。王會悟紅船上唯美的旗袍、毛澤東長袍外的西服，一把油紙傘、一條紅船，都青春、詩性又時尚。李達冒著風險趕到印廠將已經排好版的譯稿中“百姓”一詞改為“人民”的細節、李達與王會悟夫婦愛情生活中的溫馨畫面、李達在天臺上與小女孩溫情對視的場景，都很能打動和感染人。青年毛澤東的形象也令人難忘，他與楊開慧的唯美愛情、他與李達吃飯時的幽默、他在上海街頭奔跑的鏡頭，都很有溫度、有情感沖擊力和人性力量。此外，幾位年輕代表在大世界玩哈哈鏡的孩子氣，也把“英雄”日常和青春的一面生動呈現出來，使人物變得更為真實，更為可信可感。

再次，《1921》敘事虛實相間、情節驚險曲折、故事精彩好看，體現了駕馭復雜結構的功力，很有諜戰大片的效果。中共一大的召開是影片的主線和中心情節，圍繞這個主線，影片又巧妙設置了幾條互相交織、層層推進的副線，使得整部電影暗流涌動、波瀾起伏、驚心動魄、扣人心弦。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是一條線索，從奧地利到上海的諜戰情節，圍繞一大召開而展開，傳奇、神秘、刺激，非常吸引人。日本特高課特務對日本來上海的一大代表以及對日本共產黨員的跟蹤是另一條線索，生與死的考驗、懸念迭起、險象環生。而上海工人大罷工的情節，無論是場面和氣勢的宏大，還是其慷慨激昂的進程和結果，都與一大的召開緊密呼應。可以說，正是由于影片設置了環環相扣、彼此交織的多重線索，且融入了動作片、類型片、諜戰片、愛情片的各種審美元素，集傳奇性、動作性、情感性、故事性于一身，因而影片自始至終都很好看、很抓人。

另一方面，《1921》敘事上注重以故事片和紀錄片的方式相結合，以此來營造時空的超越性，也是影片能夠好看抓人的原因。故事片和紀錄化相結合，突破了時間和空間對影片敘事的限制，完成了從實到虛、從有限到無限、從現實空間到精神空間的延伸，使得影片在情節故事吸引人的同時，還有著情感、精神的升華，能夠與觀眾有深層的共情與共鳴。電影以1921年為中心，以故事片的方式，以細節敘事、情感敘事呈現和還原其真實的面貌，同時以紀錄片的方式，以宏大敘事將百年歷史穿插呈現，以生活的話語、青春的話語、情感的話語、人性的話語，在歷史的畫面中展現生命的美、愛情的力量、犧牲的壯烈、命運的交錯、美與時尚的渴望、戰斗的激情，很多瞬間、很多畫面都令人熱淚盈眶。特別是影片最后階段呈現的革命先輩們的犧牲的鏡頭，感人肺腑，震撼人心。李漢俊1927年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后遭殺害，年僅37歲;鄧恩銘于1931年慷慨就義，年僅30歲;何叔衡、陳潭秋遇害時分別為59歲、47歲……李大釗、楊開慧被殺害的一幕，更是令人潸然淚下、唏噓不已。

主旋律電影能不能做到既叫好又叫座?能不能既有政治意義、現實意義又有藝術感染力?《1921》的成功至少給我們兩點啟示：一是主題和題材的意義永遠不能代替藝術創造本身的意義。簡單化的說教和概念化的演繹，反而是對主旋律題材、主題的傷害。二是對藝術規律的尊重、對藝術創新的追求，是任何藝術作品都必須遵守的原則，相比而言，主旋律創作對此的要求更高。越是重大的題材，越是需要更高水平的藝術創造與此相匹配。對重大題材最大的尊重，就是以藝術的方式去超越它。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確實應該向《1921》和黃建新導演致以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