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物解藝　要在究竟——周永健的治學、藝術與修養

◎楊開飛 楊森

周永健先生的書法教育思想從其治學、藝術創作、人生修養可見一斑。他的治學、藝術創作、人生修養三位一體，對當下高等書法教育有矯正之功。

一位以藝術托生死的人，總是通過藝術創造實現其人生目標，藝術標明了人的高度和深度。人是藝術的主宰，只有杰出的人，才可能創造杰出的藝術，所謂人成則藝成。藝術的終極關懷指向人，既修己又修人。人既是藝術作用的最終目標，又是藝術活動本身的締造者。人在參與藝術活動時如何不斷提升自己的境界呢？當我們思考這樣一個重要的問題時，應該從一直探尋其究竟的周永健先生那里得到有益的啟示。因為這是每個藝者必須深入思考的課題。

“究竟”作為一個佛教名詞，它一般指佛典里最高深的事理。《大智度論》七十二云：“究竟者，所謂諸法實相。”《三藏法教》九云：“究竟即決定終極之義。”周永健先生依佛說事，努力求證治學、藝術與人生修養的至境至理。

一、治學之究竟

周永健先生在2008年《書畫世界》第一期和《書法》第四期兩次發表明軒題跋。

唐人書秀逸中透生死剛正之氣，此舊日讀帖余所未得也。或謂人之閱歷為助，非至時日而不易悟也。以是余舊日所輕之書，判之固有乖誤，審古今不類，前賢得名皆非無據，此峰高途殊，俗庸所難至也。故求知為學，弊在我執，審物解藝，要在究竟。物本不物，好惡皆在人情，道無增減，損益本乎人心。（參見2008年《書畫世界》第一期第51頁和2008年《書法》第四期第65頁）

以唐人書法為例，周永健先生深刻揭示人對客觀事物的認識常常因受到各種主觀因素制約而發生誤解和錯覺。這種誤解并不僅僅在觀念，最可怕的是它常常支配著我們的行為，導致我們最終失去認識真理的機會，而永遠成為一只迷途的羔羊。洞察事物本質絕不可能一蹴而就，認識必須逐步深入，這就要求人們在治學上必須具備探求究竟的方法和態度。

藝術學習貴在究竟，只有具備了認識的高度和深度，繼承和創新才有意義，在探求究竟的過程中才能夠真正提升自己價值，故治學必須探求究竟。首先是肯花時間，肯下苦功。真理的認識需要一個曲折而又漫長的過程。其次要不斷積累知識，錘煉技能，增加閱歷。認識“唐人書秀逸中透生死剛正之氣”需要書法學習長期累積的知識和技能，更需要傳統文化作支撐。沒有專業知識和技能，沒有相應的文化背景，要想認識唐人書法所蘊含的儒家生死剛正的品格，無異于緣木求魚。再次要努力提高書法鑒賞能力。只有具備這樣一些條件，我們才可能逐步領會藝術的真諦，最終破解奧賾，實現人的價值的全面提升。

探尋究竟，是治學所必具的品質，同時也表明為藝者治學的方法和態度。治學中保持追究精神是為藝者成就藝術勝境的前提和基礎。

二、藝術之究竟

任何一個從藝者都必須明白造就藝術所經歷的階段，以及自己當下所處的位置和努力方向，對藝術層境的探究會使為藝者不斷推進藝術，最終抵達藝術的至高境地。周永健先生認為書法藝術有三個層境。

書道三層境：修相、修藝、修道也。修相者緣相得相，以形式表現為皈依；修藝者緣相寄藝，以個性顯豁為佳境；修道者緣相破相，發意凈意，以心性修為為根基，以真覺、正慧為根本。此境分三者，因果互在，要之為一：非相無以載情意，非情意無以參真偽；非相無由悟生滅，非生滅無由證空相。蓋道律之在，萬物堪辨，理一分殊，豈獨書然？！是故小聰偏執，大慧不出，假我不破，真我難立，真我既立，則物我無隔。人藝一體，換骨上賓，書進乎道也。此緣相修藝，借藝成人之法，假書道之用大矣！（參見2008年《書法》第四期第67頁）

周先生在藝術上是一個嚴于律己的人。他在給李剛田的信中說：“我常在內心苛求自己，所以對自己的藝術，很少有滿意的時候。”（周永健：《風幡琴指辨》，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175頁）這種苛求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藝術理論的探求，思考個人藝術行為的最大價值所在；另一方面是創作實踐對理論的驗證。藝術的探索過程是艱苦而又漫長的，而看到由求索所取得的成果時是無比歡欣的。先生把自己的生命智慧奉獻給藝術，始終表現出一種勇猛無畏、積極進取的精神狀態。他所提出的藝術三境可以看作他為自己設立的標桿。他對自己的不滿確證了他在藝術上的不甘平庸，追求卓越。他敢于正視自己的缺點，所以他對自己時常不滿。他時常挑燈夜戰——“我與我周旋久，我自知我”（周永健：《風幡琴指辨》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162頁）。他時刻努力超越自己，希望跨入藝術的至境。他希望自己是一個修道者，“緣相破相，發意凈意，以心性修為為根基，以真覺、正慧為根本”，實現借藝成人之目的，發掘書法藝術之究竟。

在書法三層境中，修相是基礎，修藝是階梯，修道是究竟。在眾多為學求藝者當中，修相者眾，修藝者少，修道者少之又少。修相者只有破除“我執”和“所知障”（周永健：《風幡琴指辨》，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170頁），才能一步步晉級為修藝者，最后成為一個修道者，獲得真覺大慧。周先生的“三層境說”，不僅表明了他的心路歷程，而且也彰顯了他追求藝術究竟的決心、信心和能力。他始終對自己的藝術、心性表里觀照，在探尋藝術至境的過程中，不斷地對自己進行分析解剖，查明制約自己藝術進步的心理羈絆。

余識書道、人生三層境，傾心仰慕而不達者蓋塵染未凈，利祿未去故也。（參見2008年《書法》第四期第67頁）

先生信守“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的古訓。因人治藝，以藝醫人，人藝一體，以心為本。他主張“為藝者治藝亦當治心，似此，方能心無掛礙，心藝無間而與造化游”（參見2008年《書法》第四期第68頁）。我們深切地感覺到先生在追尋藝術究竟的時候，始終把矛頭對準自己，叩問藝術究竟，以及不達究竟之究竟。先生嚴謹治學，苦心孤詣，勤奮進取，磨礪自我，令人肅然起敬，堪稱當今為學治藝之楷模。

三、人生修養之究竟

書法和中國傳統文化聯系異常密切。只有站在傳統文化的土壤上，才能對書法所牽扯的一系列問題給予清楚而正確的解答。借藝修人，所修之人必須符合傳統文化的價值判斷和審美標準。只有具備良好的傳統文化修養的人才會深刻領悟書法藝術最高境界。周先生深諳此理，在向著書法最高境界修煉的人生旅途中，始終注重傳統文化修養，尤其是佛學修養。這既展示了他對書法藝術杰出的理論駕馭能力，更表明他內心對傳統文化固有的虔誠與尊敬。

舍佛學而為藝、論藝，雖可以世間聰辨成一規模，但到底無法表里觀照，還是小家偏局（周永健：《風幡琴指辨》，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149頁）。

真、善、美、慧乃佛家之語，較世間論藝之功用，更為完備、嚴密（周永健：《風幡琴指辨》，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176頁）。

周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摯愛有加，他反復閱讀《道德經》《莊子》《論語》《金剛經》《華嚴經獅子章》等，于是儒、道、釋的宗師，孔子、老子、釋迦牟尼，也就成了他最景仰的人。三十四歲之前，他主要研讀儒道兩家。三十九歲以后開始系統學習佛學的主要架構和典籍，他的人生觀、藝術觀由此發生了重要轉變。正是這種長期的積累和學習，先生對傳統文化感悟頗深。

深入傳統，沒有心態不行，憑小聰明去感受，終不得其三味。現代人的心態和知識結構與古人比，相去不可以道里計，故現代人學傳統，極少深入者。我學傳統常取心境轉換法，進入傳統時，放下一切，浸在那個時代的歷史氛圍和藝術氛圍中，頗像影人進入角色，似此，自覺與古人有會心時，觀其藝，也能產生較多的共鳴（周永健：《風幡琴指辨》，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176頁）。

對于一個書法藝術家來說，傳統文化是他必備的人生修養，就這一點沒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可惜的是，當今多數藝者，或以技說技，或就藝論藝，根本不重視也不能夠從更高的層面認識傳統文化對書法藝術的重要性。先生對現實的針砭包含著他對現代社會從藝者的某種焦慮。傳統文化本身遭遇現代社會的漠視，使得藝者進入傳統缺少良好的文化語境。大多數為藝者的腳步，因此被攔截在傳統文化的大門之外。只有個別人除外。先生在深入傳統文化的學習中找到知己，知難而進。先生對傳統文化的精研是人生修養的究竟之學，也是成人取慧的關鍵之學。

先生的傳統文化修養作用于他的人生，則人生充滿智慧；作用于他的藝術，則藝術彰顯風采。在儒家方面：（1）先生崇尚清剛之氣。他經常畫蘭以養清氣，以出世志做入世事，表現他對清潔人格的向往；他常懷濟世之志，期其有為，不謀私利，無欲則剛，表現了一個儒者的風范，其清剛之氣行于世，施于人，不可磨滅。其書藝與人無二，覽其書，清剛之氣，直面撲來。（2）先生重視法度，適時使用。于書協，于出版，于研究生教育，于藝術理論、創作、研究，先生均有作為，分身有術，運籌得法，忙而不亂，進退自如，彰顯人生智慧；書法方面，他推崇魏晉筆法，分類辨析，法眼獨具，他認為晉人書法復雜的技法（絞、翻、轉、折、曲、駐）帶來豐富的筆意，造成細節的無限可讀（周永健：《風幡琴指辨》，大象出版社，2000年7月，第103頁）。先生在當今草書創作中頗得晉人絞轉之法，盤旋轉折，游刃有余。在道家方面，周先生崇尚自然。生活上，他作風簡樸，不事張揚，散淡閑適之旨，溢于言表，與人交往，真誠直率；藝術上，他認為“自然是一切藝術的法則”（周永健：《風幡琴指辨》，大象出版社，2000年7月，第219頁）。“若著意于意，則意見矜持，多為生造而不自心中流出。如泥拘于法則法乏生機，雕琢有跡，難與造物者游”（周永健：《風幡琴指辨》，大象出版社，2000年7月，第177頁）。在藝術創作中，一切服從自然，全身放松，不知使力，不知使氣，不知成法，不知經營，情以跡現，一任流走。他將道家的自然觀化用到自己的藝術創作當中，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在佛家方面，他更是全面地吸收，化用無方。他稱佛學是智慧之學。生活上，他以慈悲為懷，樂施善救，滿懷愛心，書界有口皆碑；剖析事理上，采取了佛學唯識中觀的思辨方法，以空為本體，識空證慧；藝術上，為藝者應求一“慧”，應付出一生之力，磨煉心性，澄懷靜慮，他的碑派書法作品雍容典雅，靜穆幽深，境界博大。近期發表在《書法》雜志的榜書“百年孤獨”（參見2008年《書法》第四期第66頁），充滿佛教情懷，充分體現了他的佛學修為。

周永健先生的治學、藝術與人生修養，在探尋究竟的各個方面取得很多經驗和成果。他提出“審物解藝，要在究竟”堪稱為藝者的不刊之論，對凈化當代學術藝術風氣，深化藝術創作質量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他讓我們深深感到究竟是一種為學求藝的方法，同時也是一種治學態度，更是一種鍥而不舍的探索精神，它始終引導著藝者向著高處、更高處攀登，永不止步。沿著究竟之途必將抵達創造之巔，標示出人在歷史進程中所應具有的深度和高度。

當代高等書法教育應該回歸傳統，積極吸收前代書法家們在治學、藝術、人生修養方面的體悟和成果，取長補短。取他人之規矩，開今人之面目。讓高等書法教育既有文化傳統的血脈，又有當代人的智慧和經驗。

楊開飛，博士，寧夏大學美術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書法理論與創作研究工作。現為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寧夏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寧夏書法家協會主席團委員，兼任寧夏青年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寧夏文史館研究員，甘肅張芝書法院特聘教授，江蘇劉海粟美術館特聘教授。楊森，寧夏大學土木水利工程學院國防生，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濃厚的興趣，愛好書法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