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上的寫真是不敢恭維的，畫人不像人，畫馬不像馬，大體描出個意思就不錯了。所以古代的名人都沒留下畫像，孔子、孟子、屈原……他們長什么樣？誰也弄不清楚。
　　
　　書上的插圖都是后人揣摸著畫的，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也難怪，古人的出名不在他的肖像，而是實實在在的事功，或文，或武，莫不如此。
　　
　　如今好了，有了電視這個勞什子，昨天你還默默無聞，今晚你上了電視，而你又很會作秀，秀文化、秀拳腳、秀口才……秀得有水平，你當下就能家喻戶曉，若果又被電視臺青睞，隔三差五亮個相，你就成了百姓眼里的常客，你的音容笑貌就會印在觀眾的心里。說個有點水平的話，也就成了名人名言。萬不得已，沒有自己的思想，記憶力好也行，鉆到書房里把古人寫下來的文字囫圇吃上一些，到電視上來講，也能講得出名的。
　　
　　易中天教授應該是有這個心得的。
　　
　　他在電視露臉之前，或許有點兒名氣，但沒有露臉后的大，更沒有露臉后的紅，想來他自己也是始料未及的吧。學者能把書齋里的成果，通俗化的，通過傳媒講給受眾，而且又能使受眾坐得安穩，聽得受用，這也算是一種成功了。
　　
　　臉兒一熟，最直接的好處是他成了人們掛在嘴上的談資，說狼說老虎說狗熊，愛怎么說就怎么說，堪比如日中天的“超女”競選，每個人都有她的“粉絲”。易中天亦不含糊，贏取了一個龐大的擁躉群，自稱“意粉”或者“乙醚”，狂熱地追捧易中天。有人還上網發帖子，拉出朱自清、周氏兄弟和俞平伯等人為易中天墊背，說什么朱自清不善言詞，一到講臺，碰到女生旁聽他便立即臉紅、忐忑之間，課也講不扎實；周氏兄弟和俞平伯等也不是演講的高手，往往言辭吞吐，令人費解。這都是做教授的缺點，易中天就不了，他有學識、具才情，算教授里的一等人物。不僅他自己吃到了“甜棗”，還給了萬千同行一些啟示：原來學問可以這樣做！原來可以走出書齋服務大眾！原來死灰文化的價值不菲！原來溺水的中國文化人可以這樣自救……“意粉”和“乙醚”的追捧可能過了點頭，卻也不無道理。
　　
　　特別是那個“甜棗”觀點，我想是不會有人反對的，易中天因此是有“甜棗”吃了，不是一顆，而是滾滾而來的無數顆。據他自己說，原來出本書，印幾千冊都不好賣，現在出一本書，一半個月就能銷售幾萬冊。要知道，今日的文化出版市場并不景氣，一流作家的力作，能印到三四萬冊已屬萬幸了。易中天的書好賣，出版社一窩蜂地找他，給他大送“甜棗”，讓他不吃都不成。
　　
　　有人看得眼饞，擔心易中天吃多了不好消化，站在一邊，雞蛋里挑骨頭了。
　　
　　一說易中天的身份不確定……
　　
　　二說易中天的文風不厚道……
　　
　　也許還三說四說、五說六說，我不想再羅列，只說這兩說，便大有吃不到葡萄就說葡萄酸的意味。
　　
　　啥是身份，受眾認同就是身份。
　　
　　啥是文風，受眾喜愛就是文風。
　　
　　總而言之，到目前為止，易中天做的節目和出版的作品都是積極健康的，即便有些言語文字可能有失油滑，有些說法也可能有失嚴謹，卻也屬于“正說”的范疇，既然連“戲說”亦屬正常，他的“正說”就更不成問題了吧。
　　
　　誰紅砍誰，是現在社會的一個毛病，總有那么一些人，正事做不來，還眼饞別人做。
　　
　　我所尊敬的余秋雨先生，先于易中天在電視上已落了個臉兒熟，也早就惹得一些人憤怒，說他：學者怎么能夠明星化？一路說著，就又說了一些過頭話，讓那么能忍的余秋雨也忍不住了，好意兒出來解釋，“電視已經普及到了家家戶戶，那么多的電視臺，每天晚上都有幾億人守在電視機前，這是一個每天正在實現著的壯闊文化”。咀味余先生的解釋。我以為說得太對了，既然電視是我們文化生活必不可少的一個方面，從事文化工作的人就沒有理由回避，積極的態度是，參與進去，用自己的才能和智慧豐富發展電視文化。
　　
　　自然，必須是受眾認同并喜愛的了。
　　
　　柳州這個地方，有些話是不大好聽的，譬如“死在柳州”，讓人心里就直打鼓。哪里的黃土不埋人，何以非要死在柳州呢？原來是那兒的棺材很出名，不僅木質上乘，制作也極精良。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提倡火葬，古已紅火的棺材業就有些日落西山。但這有什么要緊呢，腦瓜靈光的人揪住“出名”尾巴，把棺材做成袖珍形的紀念品，銷路竟比過去還要好。我有一位朋友，游了柳州回來，給他自己買了一口棺材不說，還捎帶著給我買了一口，長不足七寸，寬不足兩寸，漆色锃亮，圖案華美，精致有趣，透出只有棺材才有的那么一股神秘來。
　　
　　我問朋友：啥東西不好買，買口棺材？
　　
　　朋友笑說：你先說喜歡不喜歡？
　　
　　我老實回答：喜歡哩么。
　　
　　朋友便說：那么出名的東西，敢說你不喜歡。
　　
　　問題又卡在“出名”兩個字上。應該說這是大有道理的，誰不是急煎煎追著名頭而去，人家的棺材做得好，做得出名，人家得利，那是人家的福氣了。
　　
　　福氣是個嬌貴的東西，與出名一樣，如果不懂得珍惜，不小心呵護，出名就成了出錯，出錯就會使福氣蕩然無存。
　　
　　物亦然。人亦然。
　　
　　許多出名的物兒，后來不出名了。許多出名的人兒，后來不出名了。其實犯的恰是出名的錯，以為自己出了名自己就是天了。誰都得捧著咱、讓著咱、怕著咱。這么想非出問題不可，譬如央視名嘴水均益，前些年的一個晚上，去酒吧消費，也不知喝多了還是咋的，與服務小姐發生了爭吵，把一杯酒潑在小姐的臉上。這件事沸沸揚揚地喧鬧了好長時間，說什么的都有，但萬變不離其宗，都把指責的焦點集中在水均益的名氣上了。“小姐也是沒眼色，人家多出名，央視的名嘴呢，你惹人家不開心”；“出名又咋了，央視名嘴又咋了，小姐也是人啊！”這么吵吵的時候，我在想，輪到咱去酒吧消費，絕不敢酒潑小姐的，倒是人家小姐潑咱一臉咱也沒治，因為酒吧里的保安也不是白拿錢的。看來，潑酒水這樣的事，只有出名了才可為的呢。
　　
　　但也僅止于給可憐的酒吧小姐潑，放到別人身上，可能會是另一個樣子。就說建國初期就很出名的柳亞子先生，他的詩寫得好，能與毛澤東相應酬，想想看，他該是怎樣的牛逼呀。但他給人的印像是卑謙的、謹順的，就是有點兒不滿，也只是謅幾句小詩發發牢騷而已。可就是這樣一個人，把他的歷史真相揭開來，卻是一個率直敢罵的主兒。
　　
　　柳亞子在報紙上罵國民黨政府、罵蔣介石，用的都是真名實姓，最早從南京罵起，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跑到了武漢，他跟到武漢罵，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又跑到了重慶，他又跑到重慶罵……罵得真是夠膽大夠不要命的，讓人感覺他一身的文人傲骨，為了公理和正義，就應該有這股子勁頭。國民黨、蔣介石被打跑了，跑到臺灣去了，全國人民解放，柳亞子高興啊，他滿腔熱情地到了新中國的首都北京，參與籌建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想不到他的牢騷又來了，不為別的，就因為住的房子令他不滿意。一次，警衛人員沒有認出他來，擋著不讓他進飯店，他氣得掂了手里拐仗劈頭去打警衛人員，嘴里還不干不凈地大罵著，嚇得警衛人員不輕，趕快報告了上級。周恩來總理就去找他談話，批評他這樣做不好，他的好罵人，甚而打人的壞脾氣就再沒了。特別是在毛澤東主席面前，那就更是一頭溫馴的小綿羊。
　　
　　出名的人不是不能發脾氣，遇到不平事，大罵出來人們是會為其喝彩的。而一但對服務小姐和警衛人員發脾氣，說輕了是耍大牌，說重了就是以名欺人，無論有理沒理就都是名人的不是了。這與柳州的棺材不一樣，那是一個人工制作的物件，出名了，你喜愛它，認為它可以使你升官發材（財），你就把它小心收藏起來，而你如果認為只是個收斂人尸體的東西，晦氣、不吉利，也就可以不拈它不理它。人就不能了，出了名就不只是你了，你成了公眾人物。一舉一動都帶著很強的社會反應，弄不好，損害的便不只是自己的名譽。
　　
　　惟其如此，出名倒不如不出名的好。
　　
　　唐朝詩人陳子昂為博取名望，出川入陜，在長安城一住就是十年，仍然默默無聞，不為人所知，心里那個急呀，恨不得跳了護城河。有一日，他到長安的東市轉悠，看到有人賣一把古琴，要價高得離譜，但卻圍了許多看客，里三層外三層地議論不休。陳子昂見狀，知道他出名的機會來了，便對隨從的家奴說，快回去拿錢，我要買這把琴。圍觀的人一聽，此人肯花重金買琴，都很驚訝。陳子昂說了，這把琴我找得好苦，今日找到了，是我的福氣。他說著話鋒一轉，言說大家沒有聽過這把琴的音調吧，我是愛聽的，如果大家也愛聽，我住宣陽里，明日備好酒席，歡迎大家都來。第二日，一下子有上百人來到陳子昂下榻的地方。席間，陳子昂卻未彈琴給大家聽，而是舉起來在地上摔得粉碎。然后，他不無憂憤地的對大家說，我西蜀陳子昂寫了多少詩文，跑到京城來，整日拜訪名流貴族，都不被賞識。這把琴不過是件人工制作的樂器，難道就該那么為人器重嗎？說著，把他自己的詩文分送給赴宴的人，于是“一日之內，華聲溢都”。
　　
　　從陳子昂求名的舉動可以看出，古往今來，人為了出名所費的心機，實在是太大了。
　　
　　也許是受了陳子昂的啟發，我原來工作過的城市，有幾位寫詩的同道，辛辛苦苦地寫了幾年，把自己寫得窮困潦倒，卻總是不能出人頭地。幾個人商量好了，自籌點兒資金，到出版社買個書號把詩集印出來，也不求人買，找個稠人廣眾的場所，通知新聞媒體的記者來，讓他們架好攝像機、錄像機，咱們焚書，一頁頁撕著燒，把火燒得越大越好，咱們也好一日成名。可惜他們沒有籌到足夠自費出版書籍的資金，如此出名的策劃便只能胎死腹中。
　　
　　卻好有位長沙籍的作者，出了一本書，想要弄出些動靜，就在長沙市的五一廣場扒光了身上的衣服裸奔。過了些時日，見他第一次裸奔的效果不大，就去了北京，選在西單的圖書大廈前再一次裸奔。哪知北京不比長沙，他脫下衣服不到一分鐘，就被巡邏的警察請進了派出所。
　　
　　二○○五年十二月九日的《信報》在披露這條新聞時，語言是調侃的，甚至還有點挖苦的味道。我想，那點調侃和挖苦絕對不是惡意，甚而是有益的。也就是說人應該是有些自知之明的，陳子昂設宴摔琴的炒作方法只對他自己有用，原因在陳子昂有詩才，也有那一筆錢，咱的才情和錢財都比不上陳子昂，咱就不好像陳子昂那樣鬧騰了。
　　
　　譬如裸奔求名的那位著作者，誰知道他的著作是什么？因此可說，便是脫得精光也無用處。原因就在于你不是夢露，不是陳寶蓮，人家天生麗質，不脫就很惹人眼目，一脫還不把人的眼球給閃爆了。然而，就是這樣兩位脫而優則名的性感艷星，并沒有因為自己的出名而有什么好結果。
　　
　　大前年的秋天，性感脫星陳寶蓮在上海的一座大樓上縱身躍下，自殺身亡。按說，生命是一個人最可寶貴的東西，人死了，人們應該多少表示些哀悼之情。但是，對于陳寶蓮的死卻不盡然，甚至拉出大洋彼岸死了幾十年的夢露一塊兒說事，津津樂道她們演了哪些“脫”片，“脫”片上的她們多么性感。鋪天蓋地的媒體，在那一段時日，滿是“寶蓮”、“夢露”的艷名追蹤，讓人看了聽了，心里總覺不是滋味。
　　
　　說實話，在此之前我們有多少人知道陳寶蓮與夢露都演了哪些片子，都與哪些人關系曖昧或是上了床。可當陳寶蓮一死，與陳寶蓮命運相近的夢露也不能安寧，這不能不說是媒體之惡與人性之惡了。
　　
　　但這又不能全怪媒體和人性，首先是自己做得怎么樣。為了出名，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顧，弄出一些損名的事，連死都沒法死得干凈，這又能怨誰呢？怨只怨當初潑著命出名時想不到還會有身后名。（入選本刊時，本文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