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在底層，但心理還沒有灰暗到要仇視上層；我屬于弱勢群體，但不覺得弱勢群體光榮抑或可恥。我不是靠每天看書讀報才知道咱們日益民富國強，而是切身感受到的；我自己就過著越來越富裕的生活，盡管離小康還有一段距離。每每從報上看到有官人落馬，涉嫌金額高達上千萬元、上億萬元，我都無動于衷；我對阿拉伯數字不敏感，唯獨重慶文強落馬時，從他魚塘里撈出來一大堆現金，看到照片我才有所感觸。這些年來，國民的神經早就被鍛煉得很強大了，就像一首歌里所唱的：“我不怕不怕呀，我神經比較大。”
　　
　　要說感觸深的，還是在上世紀八十年初，我和父親在地里勞作，父親到村長家后邊的池塘里擔水，瞧著塘邊黑漆漆的泥灘堅實得很，誰知他一腳踏下去，陷下去半人高。原來這黑漆漆的泥灘竟是村長家吃不掉的蘋果和梨等水果腐爛而成的。那年頭，平頭百姓哪里不知蘋果和梨是啥滋味啊？我面對那片泥灘完全可以用“觸目驚心”來形容。說實話，現在報上所說的上千萬元、上億萬元，遠不及當年村長家成筐成筐倒進池塘里的爛水果來得“嚇人”；在我樸素的思想里，那樣暴殄天物才叫腐敗呢。因為做農民的，都知道從地里刨點食是多么的艱辛啊。
　　
　　我上下班必經之路是一條街，中途有家鎮政府，前些年我經常看到鎮政府門前蹲滿了那些抱著扁擔或拆斷的秤桿的農民；他們從地里摘了兩筐辛辛苦苦種出來的蔬菜，剛興沖沖地趕到街上，就被城管來了個“繳槍不殺！”像遭遇了災難似的，他們無不扭曲著皺紋如溝的黑炭臉，蹲在鎮政府門外不走；既不敢進去向城管索回青菜蘿卜，又不甘心離開。其實，鎮政府的門衛倒是挺和善的，就是里面養著的狼狗太兇。我每每經過門口，它就暴跳如雷，令人“敬畏”。2011年有句最動人的話，就叫“拿著賣白菜的錢，操著賣白粉的心。”這完全成了趕集農民的寫照。我倒不是對城管有什么成見，或者指責他們執法不公；我只是想說城管這個形象太典型了，它就是許許多多強勢群體的象征，就是一種地地道道的霸王文化。前些年流行很廣的一個詞，叫“被”，一語道破了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之間的關系：被征用、被沒收、被罰款……
　　
　　有人算了筆帳，說想在北京買套100平方米總價300萬元的房子，社會低層人所付出的代價是：農民：種三畝地每畝年收入400元的話，要從唐朝開始勞作至今才能湊齊（還不能有災年）；工人：每月工資1500元，需從鴉片戰爭上班至今（雙休日不能休）；妓女：需連續接客10000次，以每天都接一次客，要從18歲起按此頻率接客到46歲（中間還不能來例假）。以上還不算裝修、家具、家電等等費用。而放眼祖國大地，有多少人住著高檔別墅？又有多少人身兼幾套房？他們都是勞動所得換來的嗎？我無緣擠身于強勢群體，不知道他們是否仇窮？但要說我們仇富，完全是一句屁話。的確，我們怕窮，但我們依舊遵循著“君子取財有道”的古訓。如果大家都是靠勞動所獲，我們巴不得他們更富一些，我們巴不得向他們磕頭拜師，學習致富之道呢；是任何不勞而獲的富裕，給予了我們痛恨一夜暴富的權力。
　　
　　還是那句話，不是我們仇富，是他們富得不正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