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在從拉薩飛回北京的飛機上，我的身邊坐了一個50多歲的女人，她是30年前去援藏的，這是她第一次因為治病要離開拉薩。下了飛機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一個旅店里，過了一個星期我去看她，她說她的病已經確診了，是胃癌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頭有一個箱子，她說：如果我回不去的話，你幫我保存這個。這是她30年當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種人：官員、漢人、喇叭、三陪女交談的記錄。她沒有任何職業身份，也知道這些東西不能發表，她只是說，100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話，會知道今天的西藏發生了什么。這個人姓雄，拉薩一中的女教師。
　　
　　五年前，我采訪了一個人，這個人在火車上買了一瓶1。5元的水，然后他問列車員要發票，列車員樂了，說我們火車上自古就沒有發票。這個人就把鐵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說人們在強大的力量面前總是選擇服從，但是今天如果我們放棄了1。5元的發票，明天我們就可能被迫放棄我們的土地權、財產權和生命的安全。權力如果不用來爭取的話，權力就只是一張紙。他后來贏了這場官司，我以為他會和鐵道部結下“梁子”，結果他上了火車之后，在餐車要了一份飯，列車長親自把飯菜端到他面前說：“您是現在要發票還是吃完以后我再給您送過來？”我問他，你靠什么贏得尊重？他說我靠為我的權力所做的斗爭。這個人叫郝勁松，34歲的律師。
　　
　　去年我認識一個人，我們在一起吃飯，這個60多歲的男人說起豐臺區一所民工小學被拆遷的事，他說所有的孩子靠在墻上哭。說到這兒的時候，他也動感情了，他從褲兜里面掏出一塊皺皺巴巴的藍布手絹，擦擦眼鼻，這個人18歲的時候當大隊的出納，后來當教授，當官員，他說他所有做這些事的目的只是為了想給農民做一點事。他在我的采訪中說到，征地問題給農民的不是價格，只是補償，這個分配機制極不合理，這個問題的根源不僅出在土地管理法，還出在1982年的憲法修正案。在審這個節目的時候，我的領導說了一句話，這個人就算說得再尖銳，我們也能播。我說為什么？他說因為他特別真誠。這個人叫陳錫文，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問過一個老人，我說你的一生已經有過很多挫折，你靠什么保持你年輕時的情懷，他跟我講有一年他去河北視察，沒有走當地安排的路線，在路邊發現了一個老農民，旁邊放著一副棺材，他下車去看，那個老農民說因為太窮了，沒錢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來賣，這位老人就給了他500塊錢拿回家。他說我講這個故事給你聽，是要告訴你，中國大地上的事情是無窮無盡的，不要在乎一時的得失，要執著。這個人叫溫家寶，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
　　
　　一個國家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構成的，它由這些人創造并且決定，只有一個國家能夠擁有那些尋求真理的人，能夠獨立思考的人，能夠記錄真實的人，能夠不計利害為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夠捍衛自己憲法權力的人，能夠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法理、不言放棄的人，只有一個國家擁有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為祖國驕傲，只有一個國家能夠尊重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有信心讓明天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