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籌與打賞讓你支持你的“同類”，與眾人合力，定制屬于自己的一片小小未來。
　　
　　李雷有個大主意——去阿富汗拍一條紀錄片。韓梅梅也有個好愿望——給自己的金毛設計一個全自動狗窩。而韓剛的念想則很簡單——將廢棄的自行車轱轆做成藝術品繞城一周。
　　
　　每個人都曾有個大計劃，并花不少時間在腦內不停地補充得以實施的各種細節，然后在缺少認可、資金與幫助的現實中，讓此計劃默默終結。
　　
　　不過，這都是眾籌出現之前的事兒了。
　　
　　眾籌為夢想提供實現的途徑
　　
　　2009年4月，美國首家眾籌網站Kickstarter上線。它的宗旨并非吸引傳統投資渠道，而是面向公眾，募集一些小額資金供人實現愿望。
　　
　　與傳統的風險投資、天使投資人不同的是，出資者無法干預項目發起者如何使用這筆資金，更無法確認發起者會將全部籌款用于項目的承諾。是否選擇掏錢支持，全憑出資者自我判斷。
　　
　　沒有中間機構的保障，全憑網帖承諾，憑什么就相信大伙真的愿意掏錢？
　　
　　事實證明，愿意掏錢的人不少。
　　
　　根據2023年的調查，在2023年的美國，眾籌平臺總共籌得了27億美元，這其中的12%屬于電影與表演藝術，8%屬于音樂相關項目。2023年，光Kickstarter一家網站就籌得了4。8億美元。
　　
　　迄今為止，從Kickstarter眾籌平臺誕生的成果包括：能夠用藍牙與智能手機相連接，接收文本消息和手機來電提醒的世界首款PebbleE-Paper智能手表；首款售價僅為3299美元，能夠滿足實驗室、設計師要求的高分辨Form13D打印機；美國國家公共電臺與美國生活廣播欄目合作產出的PlanetMoneyT恤；將經典的游戲角色、代表性場景從視頻中“請出來”，篆刻在木板上，并用以制作最終成型紙上的游戲英雄浮世繪卷；重啟在2023年停止印刷的喜劇漫畫TheOrderoftheStick出版計劃；翻新后擁有數字化投影儀和寬屏的伊利諾伊州巴靈頓Catlow老劇院；世界上首個能為大眾所用的ARKYD太空望遠鏡；由美國青年舞蹈大賽組織拍攝的《最佳芭蕾舞》紀錄片；以及打破Kickstarter個人融資紀錄的、由女演員克里斯滕？貝爾發起的《美眉探校》電影計劃。
　　
　　眾籌實現了人們這樣一種愿望：我為我欣賞的人、我相信的計劃掏錢。
　　
　　在諸多火起來的眾籌平臺上，人們似乎忘了這樣一個現實：大部分創業者都失敗了，大部分籌款打了水漂。傳統創業投資者，比如富有的天使投資人、風險投資公司，都明白一個道理：不要把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里。ShikharGhosh調查顯示，在美國，四分之三接受過風投的公司，都讓投資人的銀子打了水漂。
　　
　　但是，參加眾籌的人們真的在乎這些失敗率嗎？
　　
　　眾籌在乎失敗率嗎
　　
　　眾籌實現了人們這樣一種愿望：我為我欣賞的人、我相信的計劃掏錢。而不論結果如何，我都有能力讓我所欣賞的人獲得體面生活，我所相信的計劃得到更多認可。
　　
　　在美國，Kickstarter為不少藝術家籌得發聲的機會——盡管有些機會算不上大。比如一支叫做“那些貓”（ThoseCats）的樂隊，就曾經在Kickstarter上為他們的首張專輯眾籌到了3500美元。雖然這些錢不夠讓樂隊鼓手斯科特辭去他的廚師正職，但好歹，做專輯的錢有了。
　　
　　盡管那些善掏腰包的出資人看似毫無理由，但其實，這其中自有規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學院眾籌現象的研究者、助教EthanMollick這樣告訴《紐約時報》：“在許多眾籌項目里，最早的一批出資人都是一些技術的早期研發者。他們特別樂于見到一個很好的點子變成一項實際的產品，而他們還能以早期出資人的身份，從中得到產品作為回報。”
　　
　　盡管眾籌平臺特別不愿意將“預定經濟”跟自己的概念聯系在一起，但從本質上來說，它們就是一回事兒。但你也不能說二者完全一樣，畢竟，眾籌是一項屬于未來的生意——如同Kickstarter的聯合創始人YanceyStrickler所說：“我們絕不允許用Kickstarter來展示已經成型的產品。我們需要讓出資者明白，你是參與到一場即將到來的生活之中。而你認識它的創始人，并且在它的開頭到結尾，都有你的參與。”
　　
　　眾籌與打賞，更像一場真人秀。
　　
　　不管《紐約時報》和《時代》是怎樣用“人民的NEA、2010年最佳發明”這樣的字眼來贊揚Kickstarter，眾籌概念在全球范圍內的擴散，都離不開一個被所有人說爛掉的詞匯：夢想成真。
　　
　　在這個世界上，幾乎沒有一個人能夠拍著胸脯說，我從來沒有過夢想。也只有很少的人能夠拍著胸脯說，嘿，我真的實現了我那些最妙的點子、最美好的愿望。蓬勃發展的造夢產業早已證明，人們不僅從未停止對夢想的渴望，更喜歡看著別人實現愿望。而眾籌，就像是一檔名為“眾志成城，美夢成真”的真人秀。
　　
　　眾籌與打賞打破了“低薪循環”。人們愿意接受一個公平的籌款數字，去支持一個兢兢業業付出勞動的人，讓他獲得應得的報酬。
　　
　　毫無疑問，眾籌為很多藝術家籌集到了藝術項目的資金。而打賞，則讓更多的寫作者有了尊嚴。
　　
　　網絡文學是打賞機制的孵化地，并因此遭到很多嚴肅作家與評論家的詬病，好像按照傳統看法，寫作就不應該直接與錢聯系在一起——因為錢會讓思想變質。
　　
　　然而，從吳曉波、六神磊磊的打賞案例看來，錢不僅沒有讓他們的寫作變質，反而讓寫作者獲得了應有的價值，有更大的自由來表達自己的思想。
　　
　　在打賞制度出現之前，除了少量暢銷書作家，大部分寫作者都只能被動接受出版方提供的“市價”——比如波德萊爾一輩子寫詩只掙了三萬五法郎；愛倫？坡沒從自己的出版物里賺得一分錢，僅從巴爾的摩《星期六游客報》征文比賽里獲得過50美元獎金；約翰？濟慈不僅沒能從他的詩集里賺到多少錢，反而沒少受當時一幫評論家的挖苦……這些在過世后才被大肆傳頌的天才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十分遵從自己的內心，并沒有用自己的才華討好當時的出版風向。而他們得到的結果是——窮困潦倒，默默無聞。
　　
　　在這個更為自由的網絡時代，嫁接到微博與微信上的文章打賞制度，越過了出版行業的門檻，將作者與讀者無縫連接——從文章中獲益的讀者會以真金白銀的方式直接給予作者報酬。盡管這確實會帶來“功利化”寫作的影響，但我們不能否認，它也確實讓各種各樣的寫作都有了存活的可能——畢竟，這個世界上充滿了明亮如星的同類，在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為你表達。而我們需要做的，只是通過越來越完善的工具，找到他們，理解他們，支持他們，讓他們擁有繼續發聲的能力。
　　
　　在一篇題為《以愛之名》的文章中，作者MiyaTokumitsu說了點兒大實話：“‘做你所愛，愛你所做’這句‘箴言’，基本上是用來讓眾多拿著底薪干苦活累活的美國人自我安慰的。它還讓那些無償加班、低薪工作甚至無薪工作成了新一代精神標桿。所以，當無償實習生出現在時尚、傳媒、藝術等社會認可度高的行業里，我們誰都不必感到驚訝。”
　　
　　無論眾籌還是打賞，人們都在支持那些有決心“給自己干活”的人。他們不需要迎合市場、揣摩大眾，只需要按照自己腦袋里生出的那個百分之一百的原創主意，來到能夠獲得資金的平臺上看看，究竟有沒有人愿意聽我說話、跟我志同道合——眾籌與打賞，又是一個“找同類”的游戲。而那些來自同類的支持，讓這些為自己干活的人多了一份勤勞與動力，少了許多抱怨、偷懶與虛度。
　　
　　世界上不會存在兩個完全一樣的人。而消費社會卻在用盡全力將一切批量生產。比起像個無頭蒼蠅般在賣場里亂轉，買回一堆毫無性格、批量生產的玩意兒，相信但凡有那么點兒審美與獨立性的人類，都會愿意繞過只想著市場的行業操縱者，直接決定自己能用錢換來哪些新玩意與好東西——與眾人合力，定制屬于自己的一片小小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