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學的時候，我們的語文課本上有道題：魯迅先生寫過“我的院子里有兩棵樹，一棵是棗樹，另一棵還是棗樹”，這句話反映了魯迅先生的什么心情？
　　
　　我有個朋友叫老羅，當年念到這兒就退學了，他說：“我他媽的怎么知道魯迅先生在第二自然段到底是怎么想的，可是教委知道，還有個標準答案。”
　　
　　我另一個朋友馮唐，找了一個黑店，賣教學參考書，黃皮兒的，那書不應該讓學生有，但他能花錢買著，書中寫著標準答案——“這句話代表了魯迅先生在敵占區白色恐怖下不安的心情”。他就往卷子上一抄。
　　
　　老師對全班同學說：“看，只有馮唐同學一個答對了。”
　　
　　老羅和馮唐把背標準答案的時間省下來，都早早地干了自己喜歡的事，我屬于第三種，沒辦法脫離又沒勇氣反抗。課堂上安分守己一聲不出，但什么也聽不進去，低頭在紙上亂寫亂畫，考試時對魯迅先生瞎揣摩一氣，卷子打著紅叉發下來。
　　
　　時間長了，被動消極，每天最后一個來學校，第一個走。那時候山西小縣城還一片僵凍，離開學校無處可去，沒有公交車，沒有店鋪，沒大排檔，沒書報亭。
　　
　　父母希望我將來能考上大學的財務會計專業，畢業分配進鐵路局。鄰居們都說這工作好，不用風吹雨淋，只要算盤打得快，胳膊上一副藍袖套，穩穩當當一輩子，還能坐火車不花錢。為了能這樣生活，父母不讓我看課外“閑書”。晚飯時可以看全國統一轉播的新聞節目，因為里面可能有考試內容。在我看來，這還不如看《新華字典》有意思——起碼有些漢字長得挺好看。我吃飯端著工具書看，受到了表揚，我媽讓我妹向我學習。
　　
　　我對這種生活沒什么情緒，因為給我自由，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高中時，我媽買了一臺紅燈牌收錄機讓我學英語，短波能收到中國臺灣地區的電臺，家里沒人的時候，我就守著聽“亞洲之聲”“中廣流行網”，有期節目，主持人沈琬說一個叫黃家駒的人當天意外去世了，播放了他的歌《關心永遠在》，說：“人生在世就要珍惜，因為我們不知道下一分下一秒會在哪里。”說的時候她哭了。
　　
　　我當時不知道黃家駒是誰，她說得也沒什么出奇，尋常情理，但打動了我，那之前沒有成年人用這種方式對我說過話。
　　
　　我第一次想到，原來一個職業可以是這樣。原來，這個職業這樣打動我。
　　
　　半年后，我考上了鐵道學院財務會計專業，干了人生里第一件主動的事，到湖南省電臺去找工作，領導把我打發走了，因為當主持人必須學過播音，由國家分配。回到學校我用磁帶錄制了一期節目，名字叫《另一種聲音》，又去了電臺，一個叫尚能的主持人聽了五分鐘，說：“今天晚上在我節目里播。”他沒去征求領導同意，就這么做了。就這樣，我進入了傳播行業，直到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