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許多想謀一官半職的，一般不直接送錢，而往往通過獻詩，來表達政見，展露才學，博得上司的青睞。
　　
　　宋仁宗時期的夏竦，因為父親死于戰(zhàn)場，被朝廷以撫恤之名，安排出任“三班差使”，一個小武官。夏竦從小博覽群書，還寫得一手好詩，他希望朝廷改授文職。為此，他天天守候在宰相李沆下朝必經(jīng)之地，某天終于等到李沆路過時，他拿出自己的得意之作，獻于馬前。當晚，李沆讀了夏竦的詩作，一句“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讓李沆拍案叫絕。第二天，李沆便向宋真宗推薦，安排夏竦出任丹陽縣（今江蘇丹陽市）主簿。在宰相和皇帝的重用下，夏竦步步高升，最后官至樞密使，位居人臣之極。
　　
　　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年過六十的范仲淹調(diào)任杭州知州。范仲淹是北宋第一次改革“慶歷新政”的領(lǐng)導者，在抵抗西夏入侵中功勞卓著。范仲淹在杭州任職期間，身邊許多部下都被他推薦到朝廷，得到提拔和重用，唯獨對巡檢蘇麟，不知是忘了，還是其他什么原因，未予推薦。蘇麟干了多年的巡檢，老得不到提拔，內(nèi)心不免焦急。于是，蘇麟獻了一首詩給范仲淹，委婉地表達了自己的意愿，其中，“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一聯(lián)，堪稱千古名句。范仲淹眼睛為之一亮，隨即向朝廷鄭重推薦蘇麟，蘇麟從此仕途通達。
　　
　　而北宋詞人周邦彥，他的“敲門磚”卻更是直接拋向了位居九五至尊的皇帝。年輕的時候，周邦彥學業(yè)優(yōu)異，被安排到太學深造。為了得到皇帝的賞識，周邦彥寫了一篇《汴京賦》，獻給皇帝宋神宗。《汴京賦》洋洋灑灑數(shù)千言，歌頌了京城開封的繁華富庶，寫得熱情奔放，大氣磅礴。宋神宗閱后大為感動，驚異于這位年輕太學生的淵博知識和卓越才華，立馬授予周邦彥太學正的官職。太學是北宋神宗改制后的最高學府，其官員包括太學博士、學正、學錄等，周邦彥由太學生到太學正，陡升數(shù)級。
　　
　　在宋朝，除了科舉這一通天之途外，通過獻詩改變命運者，并不在少數(shù)。比如王禹之于畢士安，楊億之于宋太宗，曾鞏之于歐陽修，黃庭堅之于蘇東坡，均是用獻詩博得對方賞識之后而聞名天下，步步高升的。
　　
　　其實，當時獻詩是眾多文人士大夫之間交往的一種基本方式，即便是借錢討吃之類難以啟齒的事兒，他們也做得文質(zhì)彬彬，詩情畫意。據(jù)宋代《王直方詩話》記載，秦少游任秘書省校勘之職時，由于工資低、待遇差，常常上頓不接下頓。有一次，揭不開鍋，想向家境寬裕的戶部尚書錢勰借米，他便寫了一首詩送去，詩曰：“三年京國鬢如絲，又見新花發(fā)故枝。日典春衣非為酒，家貧食粥已多時。”錢尚書讀完詩，馬上給秦少游送來了兩石大米，解了他的燃眉之急。還有個儒生張球，書雖讀得好，但不善經(jīng)營，時有斷炊，最后不忍聞孩子的饑哭聲，懷著試試看的心情，向宰相呂夷簡獻了一首詩：“近日廚間乏所供，孩兒啼哭飯籮空。母因低語告兒道，爺有新詩上相公。”呂夷簡當即“以俸百緡遺之”。宋幣，一緡是一千文，百緡則是十萬文，宰相的饋贈的確不菲。
　　
　　而最為搞笑的是，宋人甚至通過獻詩，策劃謀反。據(jù)宋代朱弁《曲洧舊聞》記載，宋仁宗時代，一舉子因?qū)以嚥坏冢瑧崙恐H，給成都知府獻了一首詩，有一句“把斷劍門燒棧道，西川別是一乾坤”，鼓動成都知州割據(jù)一方，與宋朝分庭抗禮。嚇得成都知府趕快把舉子捆綁至京，上章請求宋仁宗治罪。宋仁宗卻哈哈一笑說：“此老秀才急于仕宦而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戶參軍，處于遠小郡。”寫反詩的不但沒受到懲罰，反而在皇帝那謀得了官職，可見宋仁宗的仁慈與寬容。宋人筆記中所謂：“仁宗圣性仁恕，尤惡深文（周納）。”倒也不是妄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