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齊婭·庫菲，阿富汗唯一一位女性國會議長，出生于阿富汗一個偏遠的農村，父親是當地部落的首領。她排行第十九，出生后曾遭到母親的嫌棄，曝曬于烈日之下，但她頑強地活了下來。她自童年開始便目睹了阿富汗人民的苦難與悲慘，立誓投身政治。面對質疑、誹謗、不公正的政治環境和一次次的暗殺與迫害，她始終堅定地與所有反對力量抗爭，也幸運地躲過了一次次死亡的威脅。
　　
　　阿富汗政局動蕩，戰火紛飛，法齊婭·庫菲的父親在派系斗爭的內戰中被槍殺，最親愛的哥哥死于塔利班的反人類殺戮，丈夫無怨無悔地為她死在牢獄之中，而她卻因為多次與死亡零距離接觸的傳奇經歷，最終成為阿富汗歷史上第一位女議長。
　　
　　她有一個“我永遠不會站在你和你的祖國之間”的丈夫和一段凄美至極的愛情。她代表阿富汗最貧窮地區的利益，代表正義的力量。她每一次走出家門都是充滿危險的未知旅程，都無法保證自己能否平安返回，于是她只能在每次出門前給最親愛的兩個女兒留下一封信：如果母親不在了，請不要悲傷，你們要從信中汲取猶存的力量。
　　
　　盡管生命充滿苦痛與辛酸，但這本書里的每一段悲痛的情節都能讓人見到希望的陽光。信仰超越了死亡，歲月沉淀了從容，綻放出最奪目的光彩。
　　
　　給女兒們的信
　　
　　親愛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在你們還小的時候，我就深切地體會到在阿富汗做個女孩子真難。一個新出生的女孩聽到的第一句話往往是接生現場的人們對她母親說的安慰話：“是個女兒。可憐的女兒。”這句話怎么聽都不像是一句迎接新生兒的歡迎詞。
　　
　　然后，等女孩到了上學的年齡，她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否被允許上學。送她去上學？她的家庭夠勇敢夠富有嗎？當她的兄弟長大了，就能代表整個家庭，掙的薪水也可以幫助維持一個家，所以人人都希望讓兒子接受教育，而在我們的社會里，女孩子唯一的前途就是嫁人。她們在經濟上對家庭沒什么貢獻，所以，在很多人眼里，根本沒必要讓她們接受教育。
　　
　　等女孩子到了12歲，親戚和鄰居開始在背后議論為什么她還沒嫁人。“有人向她求婚了嗎？”“有誰準備娶她了嗎？”如果沒有人向她提親，饒舌的人就會說她是個壞女孩。
　　
　　如果家庭成員不理會這種閑言碎語，等女孩子長到16歲，也就是法定結婚年齡，還沒給她找到一個婆家；如果讓她自由戀愛嫁給某人，或者允許她不聽從父母的安排（這是極罕見的），那么她或許還有一絲找到自己幸福的希望。但是，如果這個家庭有經濟壓力，又被閑言碎語所干擾，他們就會在她還不滿15歲的時候把她嫁出去。那個一生下來就聽到“是個女兒”的人此刻自己也成了母親；如果她生的也是女兒，那么她的嬰兒聽到的第一句話也是“是個女兒”。就這樣，一代傳一代。
　　
　　這就是我人生的開端，一個文盲婦女生的“女兒”。
　　
　　本來做個普普通通的女孩是我的命運，很可能也是你們的命運。但是，我的母親，也就是你們的姥姥，憑著她的非凡勇氣，改變了我們的人生軌跡。她是我心目中的女英雄。
　　
　　摯愛你們的媽媽
　　
　　童年往事
　　
　　我的童年就像山上的黎明一樣，金黃金黃的：陽光從帕米爾山脈照射下來，穿越峽谷，爬到我們村莊的土屋屋頂。我對那段時期的記憶已經模糊，就像電影里的鏡頭，一閃即過。屋頂就這樣沐浴在橙色的夏日陽光里和白色的冬日大雪中，空氣中彌漫著果樹散發的芬芳，還有我母親一頭烏黑的長辮子散發的香氣，而她滿臉的微笑更是為這景色平添了幾分亮麗色彩。
　　
　　我們居住的地方叫庫夫峽谷，號稱“阿富汗的瑞士”，草木青蔥、土地肥沃，峽谷邊上長著密集的黃綠色樹林，我從來沒有見過哪個地方還有這樣濃郁的色彩。我們的房子正對著一條波光粼粼的藍色河流，遠處就是陡峭的山脈，沿著山脈是一排排高大的松樹和榆樹，剛好長在草木茂盛的岸邊。
　　
　　在我童年的記憶里，有驢叫聲，有切干草的嗖嗖聲，有河水的叮咚聲，還有孩子們的歡笑聲。直到現在，庫夫仍然是唯一一個能令我一閉上眼睛就安然入睡的地方。
　　
　　天氣暖和時節的傍晚，女人們紛紛來到花園，在桑樹底下坐上半個小時——這是一天之中她們唯一放松的時段。每個人都會捎來一小碟吃的，大家坐著聊天，孩子們在一旁玩耍。
　　
　　我真正的童年始于呼利廚房。這個房間墻壁上涂了泥漿，一端有三個柴火爐子，中間有一個大型塔努爾面包爐，另一端是一扇離地面很高的窗戶。
　　
　　跟大多數同時代的婦女一樣，我母親一天中大半的時間都是在廚房里度過的，打盹、炒菜做飯、照顧孩子。唯有在這個房間里，她擁有絕對的權威。
　　
　　每天夜里，我們展開睡墊，鋪在廚房的地板上睡覺。妻子和女兒們沒有自己的臥室，只有睡墊。男孩年紀還小的時候，也跟這些女人一起睡，一起生活。等他們長大一些，就會幾個人共用一間臥室。母親會給我們講故事。首先，她從與家庭有關的故事講起。她從不避諱談自己的婚姻，講她第一次見到父親時的感受，講從少女時代到為人妻過程中的艱難，因為成婚后要承擔起很多責任。講完這些，她又會跟我們講起遙遠的王后、國王、城堡以及為了榮譽不惜犧牲一切的勇士，我們總是聽得津津有味。她還講愛情故事，也講大灰狼的故事，嚇得我們尖叫。我一邊聽，一邊看著窗外的月亮、星星。我敢肯定，自己看到的是整個天空。
　　
　　我對峽谷那頭大山之外的世界毫無概念，也不關心。我只在乎我母親愛我，我也愛她，我們是不可分離的。不知怎的，母親似乎把從父親那里失去的愛在之后的歲月里加倍給了我。
　　
　　對于父親，我沒有多少真正清晰的記憶。我依稀記得他常穿著一件白色夏爾瓦克米茲及膝長袍，外套一件褐色羊毛馬甲，頭戴一頂羔羊皮帽，雙手緊緊地握在一起，放到背后。呼利大宅的屋頂又長又平，在那些日子里，他常常連續幾個小時在上面走來走去。從下午開始他便不停地踱步，一直到黃昏也不停歇，邊走邊思考，手一直放在背后，保持一個姿勢不變。
　　
　　即使是少不更事的年紀，我已感覺到父親是個了不起的人物。無論他給我們帶來多少壓力和麻煩，也不管他對我們的打罵有多嚇人，我依然對他充滿敬畏，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自己承受著更大的壓力：既有維持一個大家庭的壓力，也有政治壓力，更有代表阿富汗最貧窮的人們的壓力。
　　
　　即使還那么小，我都能感覺到在我們文化對婦女的不公平。我現在還記得那些不受父親寵愛的妻子們無言的絕望，也記得得寵的妻子們所經歷的種種磨難。有一次，我親眼看到父親在走廊里追著母親打。我飛奔過去，用腳踢父親，想以此來保護母親。他伸出一只手拎起我，用力地把我丟到一邊。
　　
　　還有一次，父親在打母親的時候，狠狠地拔掉了母親的一綹頭發。一周之后，我舅舅來訪，按照習俗，他都是跟家里的男人們一起來的，所以我母親沒機會跟他說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在他離開之前，我母親為他準備了午飯，供他騎馬翻山越嶺長途跋涉時充饑。她很聰明，巧妙地在包裹里放了那綹被父親揪下來的頭發。我舅舅離開整整一個上午之后，在山林中的一塊空地上停下來吃午飯時，打開包裹就看到姐姐的頭發，他很快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他縱身上馬，策馬直往我們家奔來，當面跟我父親對質。他還向我母親保證說，只要她想離婚，他們全家人都會支持。
　　
　　這樣的家庭支持是罕見的。通常，大多數家人都會叫女人不要抱怨挨打，應該默默忍受。如果受不了婚內暴力逃回娘家，女人的父親常常會把她送回到毒打她的丈夫那里去。毒打成了婚姻生活里再正常不過的一部分。女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見慣了母親、奶奶或姥姥挨打，所以等她們自己被打的時候，也并不覺得意外。
　　
　　但母親不同。她跟父母住得近，每年都回去看他們，而且她的兄弟們也都很愛她。我舅舅和她坐在呼利大宅的花園里，對她說，只要她想走，隨時都可以跟他離開。在長柄金屬勺子的毒打下，她幾近絕望。她常常沮喪至極，頭疼得幾乎要裂開，手也接近殘廢。每次丈夫娶了新妻子對她而言都是一種羞辱，她已厭倦了這樣的生活。她已經受夠了，也認真考慮過離婚。
　　
　　可是她知道，離開父親也就意味著放棄她至愛的孩子們。她提出想先見見孩子們，然后直盯著孩子們的眼睛和臉。那時，她一句話也沒說。可是多年后她告訴我，當時她在孩子們的眼里看到了自己的倒影。她不能就那樣扔下孩子們不管，放棄他們來結束自己的困難生活，這樣的代價對她未免太大了。
　　
　　于是，她對我舅舅說，要留下來和丈夫孩子們在一起。
　　
　　我還記得姐妹們一個接一個嫁出去時的情形。第一個姐姐出嫁時，男方特地從沙特阿拉伯帶來一套嫁妝：精美的服飾、珠寶有好幾箱子。那一天，她成了一件重要的商品，一件被用來交易的“珠寶”。那是她生命中唯一一次那么受重視。
　　
　　我還記得嫂子嫁到我家時的情形。當時她才十二歲，跟我現在的女兒莎哈扎德一樣大。我哥哥當時十七歲。就是這樣的年齡，他們竟然要開始過夫妻生活。這就是女人的生活和命運。正是這樣的一種文化陰謀，將這些女人束縛在沉默和默許中。沒有人能夠提出非議，也沒有人能夠改變現狀。
　　
　　然而，我卻敢于向社會傳統發起挑戰，敢于掙脫這種束縛，盡管連我自己都沒意識到。或許部分原因是我和七太太的兒子恩內亞特關系比較親密。他只比我大幾個月，雖然剛生下來時，我們之間有那么一會兒在競爭誰更受父親的喜愛，但我們還是很快成了好朋友，我們的兄妹之情一直保持到今天。他調皮，喜歡搞惡作劇，我比他有過之而無不及。我知道自己是女孩子，有些事情不好做，就常常讓他去代表我做，尤其是一些調皮的事。和我們一起頑皮搗蛋的還有穆基姆，比我大三歲，是我同父同母的哥哥。我們三個人簡直就是三個小火槍手。
　　
　　但是，在成長的過程中，我知道他們是男孩，我只是個女孩，和庫夫的其他家庭一樣，在我們家，男孩子才是真正受器重的。男孩子的生日可以慶祝，女孩子的就不行，我的姐妹中沒有一個人去過學校。女孩都是第二等的，我們的命運就是待在家里等著結婚，然后住到丈夫家去。
　　
　　我還小的時候，經常聽到“度和塔拉克”這個詞。這是一個常用的貶義詞，翻譯過來的大致意思是“連個女孩都不如的東西”。當然，我是非常討厭這樣的說法的。有一次，我還不到五歲，一個堂兄說我是度和塔拉克，還命令我給他泡茶。我站了起來，面對滿屋子的人，雙手叉腰，回答他說：“堂哥，我給你泡茶可以，但以后你再也不能這么叫我了。”在場的人被我的這句話逗得哄堂大笑。
　　
　　我也曾聽到父親親口對我說這個詞，不過也就那么一次。那天，他在花園里組織一場政治集會，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新聞。他在樹上裝了大喇叭，自己對著話筒說話。那是我們小孩子第一次聽立體聲，所以很好奇，就悄悄潛藏到樹邊偷聽，盡量靠近喇叭而不被發現，但很快我就聽得煩了，開始發出吵鬧聲。當時父親正在講話，被我的尖叫聲打斷了。他停了下來，朝我們轉過身，盯著我看。我一下子愣住了，一動不動，仿佛過了好幾分鐘，接著便聽到父親咆哮：“度和塔拉克！丫頭們！走開，你們這群小丫頭！”我們拼了命地跑。那之后，我更加怕他，甚至都不想再見到他。幾周之后，我甚至還擔心他要是看見我一定會生氣得想殺了我。
　　
　　在我童年的幻想中，我根本沒料到很快被殺的那個人是他，也沒料到我的金色童年很快就這樣殘酷地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