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作家賈行家問我，在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我最喜歡的是哪一部。我說是《聊齋志異》。
　　
　　我跟他開玩笑講，我的青春期教育是通過《聊齋志異》完成的。一個書生，夜宿荒宅，接著，來了個美貌的女子，然后成就一段好事，開始一場傳奇。這是一個不會追女生的大男孩最喜歡的故事類型。現在看來，《聊齋志異》對我的影響，確實超出其他書。
　　
　　我通讀過三遍《聊齋志異》。第一次是在大學一年級放寒假的時候。在南方那個又潮濕又陰冷的冬天，我披著一件厚厚的棉大衣，縮在被窩里讀《聊齋志異》。讀到興奮的地方，我披衣而起，繞屋轉圈。那種經常被點燃的感覺，我至今記憶猶新。我是第一次那么完整地體會到文言文的魅力。我對文言文有不錯的語感，其中至少有一半功勞來自讀《聊齋志異》。
　　
　　不過，這還不是我喜歡《聊齋志異》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蒲松齡這個人。
　　
　　蒲松齡，字留仙，山東淄川人。十九歲第一次參加科舉考試，他就得了縣、府、道三個第一，名震半個山東。蒲松齡起點很高，才氣又大，年紀又輕，按照常理，只要努力，博個功名，考個舉人是沒有問題的。但是，科舉時代有一句話，叫“場中莫論文”，考場成敗有時候跟文才沒啥關系，與運氣關系很大。蒲松齡的運氣就特別不好。此后的五十多年，他一直卡在秀才這個級別上。考了一輩子，再無所獲。
　　
　　蒲松齡一輩子的謀生之道，許多時候是在大戶人家當私塾先生，雖然不能說多窮困潦倒，但是日子過得非常緊巴。因為教書的地方離家比較遠，他雖然和妻子劉氏感情很好，但是一生也是聚少離多。就是這樣一個人，寫出了《聊齋志異》。
　　
　　你可能會說，這個故事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中國古代有才華的人，在官場不得意，這不是常態嗎？杜甫有一句詩叫“文章憎命達”，有才華的人總是命運不好，這有什么稀奇的呢？
　　
　　還是有點兒不一樣。
　　
　　其他的文人，即使在仕途上不順利，但還是可以將文學創作的成就作為自己的精神支柱。中國古代的文學，詩和詞，才是最受追捧的文體。寫出好詩詞，雖然不見得能當官，但在民間還是非常受尊敬的。李白詩名遠播，連唐玄宗都要召見他。杜甫詩名遠播，被劍南節度使嚴武關照，所以才有成都的杜甫草堂。就連柳永那樣的填詞高手，雖然當時詞在文體上難登大雅之堂，但是皇帝也知道他，不是還讓他“且去填詞”嗎？就算仕途不得志，但是柳永在民間還是很受歡迎的。一個文人只要有現實成就感，只要還能聽得到身邊傳來的掌聲，他的精神支柱就還在。
　　
　　但是蒲松齡不同。如果你讀過一遍《聊齋志異》，你就會被蒲松齡的用心震撼到。它里面的文章謀篇布局之巧妙、遣詞造句之精當，再大的才子，也是要傾注畢生心血才能做到的。
　　
　　你可以對比著看兩本書，一本是清代大才子袁枚的《子不語》，還有一本是大才子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都是寫狐鬼神仙故事的，名氣也很大。但是，對比著一看，就知道，它們和《聊齋志異》完全不在一個檔次。
　　
　　看《聊齋志異》的時候，我經常會有一種吃驚的感覺。寫小說，這種在當時看來這么不重要的事，但蒲松齡每次下筆時，都有一種凜凜的敬重感。一字不茍且，一筆不草率。他心里的讀者，一定不是當世的人。
　　
　　蒲松齡對標的人不是寫小說的，也不是寫詩詞的，他對標的是司馬遷。《聊齋志異》中許多篇小說最后的那一段“異史氏曰”，也是借鑒司馬遷的“太史公曰”。其實，這兩個人都以一人之力，創立了一種文體。更重要的是，在創作的時候，他們都極其孤獨，都是一個人，沒有知音，以一桿筆面對千秋萬代，都花了一生的心血，著作都篇幅巨大，都是在寫的時候不知道它能不能流傳下去。但是，他們都寫了。
　　
　　借用司馬遷的那句話：“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要是不發這么大的愿，很難想象，蒲松齡能夠堅持下去。
　　
　　如果對標到司馬遷，就更能看出蒲松齡的非同尋常。
　　
　　司馬遷寫的《史記》是孤憤之作，他被漢武帝施了宮刑之后，身受奇恥大辱，一腔孤憤沒處宣泄，全部撲到了寫《史記》上面。
　　
　　但是蒲松齡的一生，并不曾面對這樣的絕境。他的人生一直有很多可能性。對科舉這條路，他一輩子也沒有徹底放棄。五十多歲的時候，他的妻子劉氏勸他，算了吧，別考了。他還問劉氏，難道你不想做夫人嗎？現在有記錄的，蒲松齡是考到了七十多歲，一直考到走不動路為止。
　　
　　作為一個在鄉間很受尊敬的讀書人，蒲松齡對于社會事務也非常盡心。他寫過《農桑經》，傳播農業知識；編過《藥崇書》，講解醫藥養生；還編過《日用俗字》《婚嫁全書》，向村民普及文化。他平時還為老百姓寫過很多狀子，參加救災救荒。到七十歲時，他還上書檢舉貪官。
　　
　　回看蒲松齡的一生，十九歲春風得意，然后一路高開低走，以世俗的眼光看，他沒有什么成就。如果換成一般人，心態早就崩潰了。但是蒲松齡沒有，還是那么認真，對每件事都認真，下筆時的每一個字都認真。認真到就像他已經知道，這部《聊齋志異》在后世一定會光芒萬丈一樣。
　　
　　我從十幾歲開始讀《聊齋志異》，蒲松齡一直是我的一盞燈。認真做平凡的事，就像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一樣。認真過短暫世俗的生活，就像面對千秋萬代一樣。如此，再普通的人生，也能夠擁有無窮無盡的可能。
　　
　　大學時，有一次，我偶然讀到蒲松齡的一句詩，當時就流淚了。那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年，與他恩愛了一輩子的妻子劉氏先他而去。他來到亡妻的墓前：“欲喚墓中人，班荊訴煩冤。百叩不一應，淚下如流泉。”我想喊你的名字，聽到你的回答；我分開墓前的雜草坐下來，想跟你文案心里的苦楚。但是，我怎么敲你的墓碑，你也不回答，我的淚止不住地流下來。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體會到天人相隔帶來的巨大悲傷。也是第一次知道，一個人的一生，不只是這一世，你還可以超出自己的生命大限，向親人、向后世訴說——無論小聲地傾訴，還是大聲地呼喊。就算對方聽不見，你還是有了屬于自己深情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