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浩，中國新一代的年輕導演，因電影《瘋狂的石頭》而廣為人知。
　　
　　我就想談談，我是怎么樣變成一個導演的。其實我寫的第一個劇本《瘋狂的石頭》，當時叫《鉆石》，被一個中戲的老師看到了，他說：你這個故事講得很有意思，正好我帶的這個班要畢業了，就把它排成畢業大戲吧。我說：好啊，你要是覺得有用，你就拿去排吧。
　　
　　我寫的東西能排話劇，當時對我來說是一個鼓勵，我發現原來我可以進行完整的故事創作。但是當時的問題是，寫完《瘋狂的石頭》也沒人給錢拍，因為算算那個賬，怎么都得上百萬的制作費，所以我就說，那就干脆寫個便宜的拍吧，然后就回頭重新寫，怎么不花錢怎么寫，于是就有了第二個故事《香火》。
　　
　　臨畢業的時候，我決定把這個故事拍出來，就把我頭兩年攢的錢拿出來自己投資，拍《香火》。
　　
　　拍完之后，我其實完全不清楚，我這個片子能夠用來做什么，我只是把它拍完了、剪完了，往那兒一放。但是就在我準備重新找工作的時候，突然我那個攝影師朋友跟我說：有一個香港電影節的選片人來北京了，聽說你拍了一個電影，你可不可以給他看一看？我心里一點底都沒有，不知道我拍的是一個什么東西。我說：能見人嗎？那就給他看看吧。我記得當時看了一半，因為急著趕飛機，他就走了，所以我就覺得這肯定沒戲了。大概一個月以后，我突然收到了選片人的郵件，他說我們想邀請你的電影參加洛迦諾國際電影節。
　　
　　所以其實那是我拿到的第一個國際獎項。從那開始，我覺得我要堅定自己這個方向，我要開始做一個電影導演。緊接著我又拍了《綠草地》。拍完《綠草地》之后，我就又開始在全世界第二次免費旅游。記得那年在柏林影展放《綠草地》，我數了一下底下只有40個觀眾。我出來之后坐在臺階上，然后身邊突然坐了一個人，我一看是陸川。我們兩個就在那兒聊影展，最后我們倆聊著說：到底拍電影是給什么觀眾看？不是每年拍一個電影，跑幾萬公里，只去跟幾十個觀眾交流，我希望我的表達能夠有更多的觀眾看。而中國電影在海外畢竟只是邊緣化的，所以我還是希望能夠給中國人看。我就想，我應該拍一些中國觀眾喜歡的電影，這個才是我的方向，于是我下定決心應該再一次改變。
　　
　　回來之后，我在香港參加影展的時候遇到了著名的劉德華先生。當時華哥看完我拍的那個《綠草地》以后，說：你其實是有做商業片的潛質的，你愿意做什么電影我不管，我給你一筆錢，你想拍什么都可以。我說：這個機會特別好。
　　
　　在收到他的這個邀請之后，我開始回去想拍什么。這時我把我寫的第一套劇本又拿出來，叫《大鉆石》，就是后來的《瘋狂的石頭》，進行了四個月的改編，于是開機了。
　　
　　有一天早上，我突然被一個電話吵醒了，對方說：我是韓三平。韓三平當時跟我說：我看了你的電影，剛剛看完。他說：我們決定發行。于是我就稀里糊涂地卷進了這個商業電影的懷抱里。
　　
　　我那時候就一直在想，我就是為了拍一個商業片去掙錢嗎？我覺得好像也不是。電影是一個文化產品，不提煉出文化核心來我覺得那它就是空的，它就僅僅是娛樂產品。
　　
　　我想清楚了，然后在2023年的時候，我們改組公司，重新換了一個品牌。我在《無人區》的片頭加了壞猴子，我說我從現在開始，不僅僅做電影，也要開始做電影背后的文化。這壞猴子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呢？從我的出發點角度，我首先是喜歡好玩兒的東西，然后我喜歡可以改變、有創新的東西，所以我希望后面做的東西，都符合這樣的標準。我自己也很奇怪我怎么會變成一個導演的，因為它壓根兒就沒有在我人生規劃當中。學了四年的繪畫是畫什么？畫電影海報。畢業之后我還畫過一張，當時畫的是劉德華。畫完那一張，我們就失業了，因為打印機誕生了。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迷茫是什么感覺，就是站在人生的“米”字路口，覺得任何一個方向都可以走，但是又完全不知道，走到哪個方向是正確的。我記得當時我在金韻琴行，跟琴行的老板張敬云聊天。我說：我其實挺迷茫的，我不清楚該去哪里。
　　
　　他當時就跟我說：寧浩，我是過來人。做生意這件事兒呢，非常簡單。一毛錢買了，兩毛錢賣，你就掙了；一毛錢買了，五分錢賣，你就賠了。而且這件事情呢，對年齡沒有要求，你到30歲的時候一樣可以干。但你今年19歲，你應該去讀書。
　　
　　臨到畢業的時候我就問自己：寧浩，你難道就準備這么混下去嗎？我想，我還應該變，我還應該繼續改變，我要開始做一個電影導演。
　　
　　也有人問我：你為什么那么愛改變呢？或者說你就是沒長性，不能在一個地方待著？
　　
　　其實人生就是一次旅途，而在這個向前走的過程中，你總會面對各種各樣的困難和問題，我覺得其實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走過去，不要停在這里。改變，去做一些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