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某個深夜，年近六旬的顧準獨坐在京城的某個牛棚之中。
　　
　　那時，最愛他的妻子已在絕望之余自殺了，親密的朋友相繼背叛消沉，連他最心疼的子女也同他劃清了界線，而那場“文革”浩劫，似乎還沒有任何終結的跡象。
　　
　　人活在那樣的時節，似乎真的走到了盡頭。但讀書人顧準就在這時開始寫書了。
　　
　　他默默地在一本小學生的習字簿上寫著字，他寫下了《希臘城邦制度》，寫下了《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神游千古，憂在當代。他恐怕已不能肯定這些文字是否還會變成鉛字——事實上，直到20年后，才由一家地方出版社印刷了這部手稿。但他還在默默地寫，寫到“生命如一根兩頭燃燒的蠟燭，終于攝施了它的所有光芒”。
　　
　　顧準沒有自殺、沒有絕望，一位唯物論者在最黑暗的時候仍然沒有放棄對人類未來的信心。許多年后，他的好友于光遠說：“是知識在這個時候拯救了她的兒子。”
　　
　　幾千年前，在遙遠的巴爾干半島，一位叫柏拉圖的大哲人寫過一本對話體的《理想國》，哲學家是那里的國王，知識是無上的食糧。在那個精神家園中還有一條很有趣的“法律”：一個人，哪怕他犯了死罪，但只要他還在讀書，那么看在上帝的分兒上，他就還有救。
　　
　　事實上，是看在知識的分兒上，這個人還有救。
　　
　　網上有位愛讀書的商人寫了一篇散文，講述自己年近六十，才擁有一張小小的書桌時的歡愉心情。那份遲到的天真，滿溢紙上，真是讓每個人看了都替他高興。
　　
　　書桌是一個象征，一個讀書人富足踏實的象征。
　　
　　當年抗戰爆發之時，北平學生奮起抗爭，那至今回蕩在歷史星空的吼聲便是：“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了！”一個時代，連書桌都放不下了，那問題的嚴重性便可見一斑了。
　　
　　然而，讀著那位商人的文字，在為他高興之余，又不免有了幾分替讀書人傷感的凄然。
　　
　　少年時負笈遠行，走一站是一站，自然沒有一張固定的書桌；到了青年，趕上一個激越的年代，上山下鄉，在廣闊天地中，書桌是一種應該遠離的“小布爾喬亞情結”；到了中年，開始為生計、為職稱、為籃中菜、為身邊娃而忙碌浮沉，書桌簡直就成了一個縹緲的奢望；只有到了兒孫成家、退休事定后的晚年，好不容易喘上一口氣來，才驀然想到，當了一輩子的讀書人，還沒擁有過一張真正的、寧靜的書桌。
　　
　　于是自憐、茫然，開始匆匆置辦……
　　
　　這樣的描述，幾乎是我們父輩的“人生公式”了。
　　
　　很多年前我大學畢業之際，一位年年拿一等獎學金的同學放棄保送研究生的機會，毅然決然去了當時領風氣之先的南方。在畢業晚會上，他昂然宣稱：在30歲前，成為一個有自己書桌的讀書人。
　　
　　那份豪情壯志，為傷感的晚會平添了一縷憧憬。
　　
　　在那樣的時刻，一張書桌，在學子的心中便意味著全部的“物質基礎”——要想有張書桌，總得先有買書桌的錢吧？總得擁有一個放書桌的空間吧？總得有毫不猶豫買下任何喜歡的書的錢囊吧？總得有從容讀完一本書的寬裕時間吧？總得有一群可以從容地交流讀書心得的朋友吧？
　　
　　如果你能在30歲之前，擁有這一切，你不就擁有了一位現代讀書人的理想的全部了嗎？
　　
　　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離那個晚會已經有20多年了。
　　
　　20多年來，我們的所有努力其實都是為了能走近一張自己的書桌。
　　
　　“哪怕在這個深夜，只有我一個人還在讀書寫字，人類就還有救。”我不知道在很多年前的那個京城牛棚之中，被幸福拋棄的顧準是否閃現過這樣倔強的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