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美國衰落論”從未消失過。其中有8次高潮，包括：朝鮮戰爭后，蘇聯人造衛星升空后，越南戰爭后，20世紀70年代滯脹后，蘇聯擴張和日本經濟崛起后，冷戰結束后，“9·11事件”后，金融危機后。
　　
　　一次又一次提出“美國衰落論”的，多是美國人自己。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深陷越戰泥潭，“美國衰落論”震耳欲聾，其代表人物就是哈佛大學教授薩繆爾·亨廷頓和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亨廷頓甚至預言美國將在2000年沒落。1987年，保羅·肯尼迪的名著《大國的興衰》面世后，再次掀起“美國衰落論”的狂潮。
　　
　　在美國，每當遇到內政外交等階段性危機時，就會發生一場美國是否衰落的大辯論。進入21世紀，掀起“美國衰落論”又一輪風潮的，是美國學者伊曼紐爾·沃勒斯坦，他在其名作《美國實力的衰落》中，將“9·11事件”稱為美國衰落的標志性事件。
　　
　　美國走上世界霸主地位六十多年來，8次唱響“衰落歌”，它的作用不亞于“奮進曲”，幾乎在每次“美國衰落論”之后，都是美國的一次改變、一次轉機、一次提升。美國的“衰落歌”，是美國的“警鐘歌”，也是美國的“沖鋒號”。美國衰落論，并沒有唱衰美國，而是一次又一次地給美國帶來動力和凝聚力。這是美國人的憂患意識，是美國人善用憂患意識的藝術。
　　
　　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世界對中國的論調，集中表現在“四論”上：“中國崛起論”、“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中國責任論”。在這四論中，人們最愛聽的是“中國崛起論”，最不愛聽的是“中國崩潰論”，認為它不僅是在誣蔑中國，簡直就是在詛咒中國。正在崛起的偉大的中國，怎么會崩潰呢？其實，在這四論中，“中國崩潰論”是最有價值的。所謂憂患意識，最大的患，無非就是崩潰。防患于未然，就是防患于崩潰。有了這方面的充分準備，才能夠真正做到有備無患。
　　
　　美國《外交政策》雜志曾評選出全球十大最危險的國家和地區，美國被列為最危險的國家，中國位列第二。而美國被列入最危險國家之首的理由，僅僅是“國家越強大越引發危險”。美國之所以是頭號危險國家，是因為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比美國更強大的國家，這就意味著美國的錯誤或者不作為，其破壞性也最大。美國的經濟失誤令世界陷于經濟危機。人們不禁要問：“到底是恐怖主義暴行給人類造成的傷害大，還是華爾街危機的傷害更甚？”
　　
　　在過去30年里，中國人的確漸漸過上了好日子，從國庫到私囊，中國從沒有像今天這么有錢；從職業到個人生活方式，中國人從沒有像今天這樣有這么多選擇。中國面臨的全球化也是前所未有的。這既是機遇，也是災難。我們曾經的樂觀是改革開放和全球化帶來的，但后者并非觀世音。外電如此形容中國經濟對于世界的分量：中國不笑，世界就哭。其實，相應的是：世界下雪，中國亦寒。
　　
　　從美國開始的世界金融危機，對于在發展快車道上疾行了這么久的中國來說，也可以看成是一場及時雨，就像一條筆直到底的高速公路，對司機來說不是好事而是隱患一樣。我們順利太久、增長太久，若沒有危機的警醒，我們會繼續怠慢體制的改革、增長模式的轉變、生態環境的成本、房市的泡沫以及股市的不規范。
　　
　　一個偉大民族的憂患意識，體現在能夠為自己警鐘長鳴，古今中外無數史鑒給我們以深刻的啟示。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克巴士底監獄，法國大革命爆發。這天晚上，給法國國王管理衣服的一位公爵，將巴黎發生的一切告訴了國王，路易十六驚奇地問道：“這是一場叛亂嗎？”公爵回答道：“不，陛下，這是一場革命。”國王在當晚的日記中寫下了兩個字：“無事。”這是一則國王缺乏憂患意識的典型案例。
　　
　　歷史上，決定國家命運的，往往是自身最薄弱的幾個甚至就是其中一個環節。美國人自己經常大叫大嚷“美國衰落”，以防止衰落；中國人在崛起的過程中，聽一聽“中國崩潰”的聲音，也有助于防止崩潰，實現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