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情分析師都是信息瘋子。”楊佳笑著說。
　　
　　她就職于南方某輿情分析網站，也是個輿情分析師。每天，楊佳到公司第一件事就是打開內網、外網兩臺電腦玩命地閱讀當天的大事小情。微博、天涯、網易評論、凱迪論壇、觀察者、共識網……不同網站按照級別和重要性設置不同的監測間隔，最短的時間間隔僅為一分鐘。“機器不可能告訴你公眾的具體看法，要了解人們復雜的看法，你需要逐條去讀，然后將不同看法人工統計歸類。”
　　
　　相比楊佳，人民網輿情監測室副秘書長單學剛用的輿情監測軟件更高級些，后臺有上千個處理器，還能監測到國外網站信息。
　　
　　他們的工作是相同的，收集網民觀點和態度，整理成報告，幫客戶——包括各政府部門和官員——研究其感興趣的項目，撰寫分析報告、應對建議遞交給決策者。
　　
　　微博反腐、網絡實名舉報，過去兩年洶涌澎湃的網絡輿情，重塑了中國民眾表達訴求的渠道，一個幫助政府獲知網絡輿情的產業隨即被催熟。
　　
　　“‘控負’（即控制負面報道）已經成為占據宣傳部門相當工作精力的任務之一，自然而然發展出對輿情監測和分析的需求。”
　　
　　而10月14日至10月18日人社部與人民網聯合舉行的首期輿情分析師培訓，通過輿情分析和研判方法，輿情危機處理與應對等8門課程，正式將網絡輿情分析師推入360行。今后，這門新職業的從業者將憑官方證書“持證上崗”。
　　
　　輿情分析新行當怎樣“煉成”？
　　
　　與其他行業相比，網絡輿情分析在中國的發展仍屬初級。成立于2003年的新華社網絡監測分析中心，被認為是國內最早從事輿論監測分析的機構，為中央有關部門專供輿情報告。網絡輿情分析在當時僅僅被視作官媒傳統的“內參資料”的一種補充，局限于信息摘編。
　　
　　其后，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建立輿情匯集和分析機制，暢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網絡問政的影響力隱現。
　　
　　“2007、2008年一系列典型事件直接催生了網絡輿情行業的系統化發展。”劉志華在人民網輿情檢測室工作多年，她說，如今行業內的主流機構都自那時起步，突發事件處理的“黃金4小時理論”以及專業性輿情監測軟件開始普及。
　　
　　2011年，是輿情行業的又一關鍵節點。那一年，新華網全力參與到網絡輿情監測的生意中，而更早之前，包括人民網、方正電子、谷尼國際軟件等機構都推出了輿情產品。
　　
　　“各類輿情分析機構和監測軟件開發公司紛紛涌現。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方面，輿情分析機構的客戶陡增。”劉志華解釋，“各方面對輿情的重視程度都有顯著提高，很多因輿情栽過跟頭的人如今也正在接受這種服務。”
　　
　　至于操作這些產品的人——中國的網絡輿情分析師，劉志華介紹，主要有四大來源：一是依托媒介平臺的輿情分析中心，例如人民網、新華網、正義網等都有相應的輿情監測中心；二是部分研發監測技術的軟件公司；三是高校及其相關科研機構組建的輿情研究中心；此外，近兩年中央、地方各級政府機構也都在增設輿情辦公室，針對本機構輿情分析招募工作人員。
　　
　　“行業剛剛起步，確實會出現良莠不齊的情況。”新華網輿情中心的分析師陳忻說道，輿情分析對媒介素養和監測的專業性要求很高，像人民網、新華網等輿情分析機構，光在監測系統方面的投入就超過千萬。而很多政府的輿情辦公室還處于匯編網絡簡報的原始形態，“他們只是搜索相關領導姓名和機構名稱，搜集、摘編最新報道和討論情況。”
　　
　　領導們關注什么樣的“輿情”
　　
　　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截至2023年7月的數據，中國網民規模達到5。91億，手機網民規模達4。64億，使用微博的用戶達3。3億，微信用戶亦突破了3億。輿情的主導權，從過去由傳統媒體或門戶網站控制，已經轉變為千萬個公民意見的聚合。
　　
　　這種聚合，讓政府相關部門不得不加以關注。由于政務輿情分析的大量業務來源于客戶（政府和相關領導）的個性化需求，一些多年從事該行業的輿情分析師在不知不覺之中，對不同機構、相關領導的關注焦點了如指掌。
　　
　　在10月中旬北京舉行的有關網絡輿情應對的一堂培訓課上，武漢大學網絡輿情研究學者沈陽熟練地操作著幻燈片：“會微博的‘小三’和知識女性對官員的危險程度極高……出現負面信息，刪帖是最無能的表現……”
　　
　　講臺下坐著五六十位特殊的學生。這些人大都是中年人模樣，不約而同身著深色正裝、西服夾克或中山裝——盡管沒有統一規定。培訓手冊上的通訊錄顯示，這些“學員”都是中西部各省市宣傳系統的主要負責人。
　　
　　近四個小時的培訓中，看不到人打瞌睡，更沒有人中途退場。“學員”們始終保持著極其專注的神情，大多數人記著筆記，并不時用手機拍下課件中的信息。課間休息時，更有一大批“學員”涌上臺，希望能拷貝上課的幻燈片以備自己課后繼續“消化”。
　　
　　“中央級別的政府和地方政府關心的輿情有差異，不同類型政府機構的偏好也不同。”新華網輿情中心分析師陳忻說：“輿情分析的一大功能就是幫助政府了解他們所關心的話題。”
　　
　　在他看來，中央政府更重視趨勢性的輿情分析。比如，調查最近多省份出現強奸幼女案的輿論影響，負面段子在網絡傳播的原理，或者關于十八大的討論熱點。地方政府比較重視當地出現的輿情危機，對單個危機如何解決更為關注。
　　
　　陳忻還透露，中央領導人辦公室和地方部分省市領導關注的話題可能比較個人化。例如，高層領導人辦公室在其有出訪、活動期間每天都會搜集境內外的網絡輿情信息。
　　
　　沈陽的輿情分析團隊還曾接到過一個比較特殊的“活”。一位省級官員在走馬上任之初，請他詳細調查了該省的網絡輿情討論情況，了解民眾最關注的話題。“這位領導還請分析師調查了省內其他官員的輿情口碑，以幫助其之后的人際交往。”他補充道。
　　
　　為政府挑錯，力有未逮
　　
　　與傳統的信息摘編報送相比，在很多輿情分析師看來，自己代表“獨立的第三方價值觀”——毫無顧忌，為政府挑錯。
　　
　　陳忻表示，大部分輿情分析報告都以負面評價為主。分析師對網民關于政府機構和體制缺陷的批評呈現都非常真實而尖銳：“在報告中，我就直言不諱地指出‘五毛’‘水軍’數量太多，發帖效果太差！”
　　
　　分析師們看到了這個行業對政府決策的諸多影響。比如，他們認為，政府現在會利用輿情分析進行政策“試水”。
　　
　　“政府計劃修改或出臺某個政策，在此之前他們愿意利用媒體或個別專家放出口風，然后再請輿情分析機構為其收集各方的看法和意見，并據此對方案作調整。”陳忻說。他曾經調查北京征收“擁堵費”的輿論反響，也曾為有關部門調查養老金制度改革、遺產稅等話題的討論熱點。
　　
　　更顯著的改變是，根據沈陽的團隊對今年上半年重點輿情處理情況的監測，政府處理輿情危機提速非常顯著——多數輿情危機的處理都在一天之內。
　　
　　不過，輿情分析師們有時也會尷尬地發現，輿情分析莫名其妙淪為政府官員間下級向領導邀功的新型手段。一位主要面向地方政府的分析師向記者表示，有些客戶會要求自己調查政府某個活動和會議的輿情反饋情況。
　　
　　“這些活動本身很沒意思，根本不會有人主動討論。可組織者則會利用水軍或其他方式在網上制造出很多討論內容。輿情分析的結果往往是純正面的評價，正好讓他報送給上級領導邀功。”這位分析師笑稱，盡管“相關的網絡評價讓人忍俊不禁”。
　　
　　“高層決策者，他們與社會現實之間存在一層云霧，輿情分析正是為其撥開云霧展示藍圖的作用。”關于輿情分析對政府決策的影響，楊佳仍保持著審慎的懷疑，“決策還是要領導來決定。政府是否愿意聽取意見是整個上下互動的關鍵。”
　　
　　“作為輿情分析師，你能做的只是做好一份報告，下面的決策就和你無關了。”劉志華說，“幾乎沒客戶愿意反饋，談談他們對這些建議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