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的夜晚在新德里的中餐館度過。選擇這家飯店是因為它與朋友的英文名相重，翻譯過來，就是“××（我這位朋友的英文名）的中國”。于是我這位IT業的朋友一定拉著我去“他的中國”。飛機要到凌晨3點才起飛，等待的時間本來注定要百無聊賴，但朋友閑聊中無意的一句話，卻驚起了我的全部神經。他說，對印度成功的經驗，看了一圈回來，總的感想是“見識優于聰明”。我不禁拍案叫絕。
　　
　　記得剛下飛機時，鋪天蓋地迎面而來的“下一代EMAIL”大幅廣告，給我留下了到印度的第一印象。仿佛印度馬上要乘下一個航班去22世紀了。從那時起，“印度為什么能成為軟件第二大國”這個問題，一直在我的頭腦里縈繞。等我臨離開了，已經有了初步的答案，讓朋友一句“見識優于聰明”，概括得恰到好處。
　　
　　印度人在軟件方面為什么能超過中國？去印度之前，聽中國人的說法，是印度人聰明，英語好，擅長數學，又趕上“千年蟲”機遇，加上政府不太管企業；到了印度之后，聽印度人的說法，也是印度人聰明，英語好，擅長數學，又趕上“千年蟲”機遇，加上政府不太管企業。然而，經過我仔細考察與尋訪，卻發現了另外一個答案。
　　
　　實際上，十年來支撐印度軟件成功的這幫人，并不是最聰明的，而齊刷刷的是當年印度高考的失敗者！而當年考上大學的聰明人，都齊刷刷地默默無聞，不知哪兒涼快去了。這一點不到印度實地求證，難以發現。它構成了一個明顯的反證，說明聰明不是軟件業成功的決定因素。我特別強調，這是個“齊刷刷”的現象。我就此專門請教了印方有關專家，確證這兩群人確實是整體錯位的。
　　
　　原來，當年印度有一個“社會主義”性質的政策，規定大學錄取中，一定要留50%（也有20%）的比例給低種姓者。這一政策導致大批遠遠高出分數線（但低于最“聰明”者）的高種姓考生上不了大學。他們沒有任何辦法，其中出得起錢的，只能轉道美國上大學。他們正趕上硅谷浪潮，于是搭上了軟件服務業大發展的浪潮。而原來的聰明人久居印度，反而在見識上不如前者，在商業上整體輸給了“海龜”。
　　
　　我特別問了IT專家、印度國際經濟關系研究中心的Karmakar研究員，當年那些高種姓的落榜考生“海歸”后，是回他們各自的邦呢，還是去別處？她回答說，當然是哪兒的政策對軟件好，就去哪兒。我追問，印度各邦的科研教育發達程度，與軟件發達程度，是否有對應關系呢？她認真想了想，說：沒有。比如，加爾各答科研教育很發達，但不重視軟件，沒有稅收優惠，加爾各答的軟件人才就不回家鄉，而去班加羅爾；過了幾年，加爾各答看班加羅爾起來了，于是學班加羅爾的政策吸引留學人員，軟件也起來了。不過因為發展晚了，所以現在差一大截子。
　　
　　我終于追出了想要的答案：因為印度學者老跟我爭辯，說他們的政府對軟件發展“不起任何作用”，我有研究在前，一直不肯輕易相信。這不，等追到細節了，他們的論點和論據自己就打起架來了。如果不是政府政策起作用，稟賦差不多的加爾各答與班加羅爾之間的差異如何解釋呢？
　　
　　所以，我在印度正式談了我的觀點——選擇先于稟賦。意思是說，選擇的重要性要大于稟賦。選擇了發展上游（軟件服務業）的產業結構，相關稟賦如聰明、英語好、擅長數學等，才得以發揮。印度經驗提醒我們：中國過去在軟件、游戲上，將來在數字文化業上，吃虧是吃在選擇，而不是稟賦上。
　　
　　朋友一句“見識優于聰明”更加形象。對個人來說，印度高考落榜“海龜”集體戰勝高考高分者，不是由于他們比后者聰明，而是因為他們在美國獲得了第三產業比第二產業更有前途、軟件業比制造業更加“朝陽”的見識，占得先機；對政府來說，班加羅爾領先加爾各答，不是由于班加羅爾比加爾各答聰明（教育研發強），而是由于班加羅爾政府具有上游比下游好的產業見識，占得先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