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下關于兩性平等的一些思考 2023年10月，世界經濟論壇發布《2023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該報告是一份年度性的基本指標調查，主要對經濟參與與機會、教育程度、健康與生存、政治賦權這四個領域中的男女平等進展情況進行衡量。報告顯示中國的性別差距指數為0.676，在被調查的144個國家中排名第99，而在2006年我們是第63名、2023年我們是第69名。經濟參與與機會排名81：教育程度排名99；
健康與生存指數排名144，為倒數第一；
政治賦權排名74。女性每日的工作時長為男性的1.09倍，每日無償工作的時長為男性的2.36倍。

在全面二孩政策下，我國家庭將要經歷新的變化并應對更多的風險，而女性無疑將在這一過程中受到更加直接的負面影響。

首先，隨著二胎政策的實施，家庭在生育行為上有更大的選擇空間，雖然生育更多的子女意味著對整個家庭負擔的增加，但顯然，承擔著生育和照料子女主要責任的婦女所承受的壓力更大。而且，在社會層面，女性的職業發展和社會經濟地位也將受到進一步的威脅。當前，我國職業婦女所面臨的工作和家庭平衡的困難和挑戰日益嚴峻，生育政策的放松更進一步加強了用人單位在招工或升職考核時的這種顧慮。而這種影響具有社會性和普遍性，并不是個別家庭和企業的選擇所能改變的。

其次，生育政策的放松會在短期內形成一波人口出生潮，新出生人口在婦幼保健和學前教育等服務和資源方面的需求猛增，也會促使這些服務和資源的價格上漲。這種變化使得女性被迫同時承擔起工作和更多子女照料的雙重壓力。一方面，現代職業女性承擔著一部分家庭經濟責任，必須努力提高收入以更好地撫養和教育新生子女；
另一方面，服務和資源的供不應求及其價格上升，也使得婦女不得不承擔更多的照料和看護責任。

然而，中國現有的公共政策缺乏性別平等理念。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十八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男女平等也是我國的基本國策。但是，在公共政策缺乏對性別平等的價值觀念進行引導的情況下，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得女性的地位難以得到提升，甚至一度出現了倒退。

上世紀50、60年代，工業化和人民公社運動促使中國婦女的勞動參與率高于許多發達國家，后來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計劃生育政策的實行使得中國婦女進一步從“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中解放出來，婦女地位進一步提升。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化和人們對于子女教育的日益重視，城鎮職業女性原本在“單位制”下被消減的家庭“責任”，因為沒有相應的公共服務支持而重新回到女性身上，使得無報酬的家務勞動、生育行為和子女教育對婦女職業發展的影響日益加劇，原本快速發展的性別平等意識停滯不前甚至倒退，“男主外、女主內”的落后理念卷土重來。1971～1980 年生育子女的、從事非農勞動婦女因為生育而中斷職業的比例為5.9%，這一比例在2001～2010年提高至35．0% 。有學者對1993～2006年的婦女就業數據進行分析，發現每生育一個子女會使得女性工資下降約7%，這種影響會隨著生育子女數量的增多而增加。生育行為給婦女未來職業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甚至不再返回工作崗位的決定，使得婦女在家庭中的經濟地位下降，從而產生社會性的影響；

用人單位在招人時，顧慮到婦女在生育時會中斷工作甚至永久性地離開崗位，所以在同等條件下不雇傭女性，或者減少對婦女職業培訓的投入，這將進一步在社會上降低婦女的地位。

在2023年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中，將可以獲得延長生育假的獎勵或者其他福利待遇的對象界定為“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子女的夫妻”，但實際執行過程中又僅對在懷孕、生育和哺乳期間的婦女給予“享受特殊勞動保護并可以獲得幫助和補償”的權益。這些因為兩性生理特征不同而給予女性的特殊照顧和福利看似保障了女性的生育權，但是卻給女性在就業市場上帶來了長期的隱形歧視。由于女性在生育期間無法參與生產勞動，用人單位或企業的生產或工作不但會因此受到影響，還要額外支付未參加生育保險的女性員工在產假、哺乳期的 工資，這使得用工單位在雇傭或考慮職業升遷時對女性不得不多加考量，女性在職場中的競爭力進一步降低。

公共政策的制定，對于個體、家庭和社會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其產生的影響并非僅僅是可以量化評估的實體數據。一方面公共政策體現著其背后的制度和主義；
另一方面也引導著社會的價值取向。

要補充的是，公共政策中所要提倡的性別平等，不是男女兩性在各個方面都完全相同，而是在充分尊重和理解女性所承擔的、相對男性更重的生育責任的基礎上，在兩性共同參與經濟生產的社會環境下，通過政策引導，減少女性因為傳統的家庭責任導致的與男性競爭力的差異，幫助兩性實現工作家庭間的平衡，同時倡導兩性在家庭生活中共同承擔撫養子女、參與家務和贍養老人等家庭責任與義務。現行的許多歐洲國家有關育兒的家庭政策就是從性別平等的理念出發，通過政策法規的調節，盡量使得男女能夠均攤育兒責任。

在我國現有的社會和經濟制度下，這種性別平等觀念的傳播和深化，在微觀上有利于緩解家庭沖突和矛盾，在宏觀上有利于未來人口的可持續性發展。就性別平等而言，公共政策至少不能加劇就業性別歧視，畢竟讓女性廣泛地參與勞動是我國未來經濟發展和有效應對老齡化的重要保障之一。

盡管從個人層面上看，女性的勞動參與和生育存在一定的沖突，但是這一沖突是能夠通過政策制度調節而減弱的，而且國家層面的數據則顯示，女性勞動參與率和生育水平存在正相關的關系。其次，幫助家庭成員實現工作與家庭平衡既蘊含著性別平等的理念，也是促進就業公平的重要手段，更有利于促進個體幸福、家庭發展和社會穩定。一項針對瑞士的研究顯示，對女性來說，為人母能夠提高其幸福感，但是這種幸福感的提升對那些在生育前就要工作更長時間的女性來說比較小。澳大利亞的數據分析結果也顯示，生育對主觀幸福感的負面影響僅出現在那些面臨嚴峻的工作家庭平衡問題的婦女身上。我們所強調的家庭成員實現工作與家庭的平衡，并非僅僅是婦女的工作家庭平衡，而是同時強調男性在家庭生活中的責任，其工作與家庭之間亦需要進行平衡。就現在的情況看，男性應當更多地參與到家庭勞動和子女教育中，這不但有利于加強家庭成員間的互動關系，也有利于子女的人格培養，更是通過言傳身教的方式將這種共同參與家庭活動的兩性關系傳達給下一代。同時， 政府也要鼓勵平價專業托幼服務和兒童看護機構的發展，并給予一定的優惠和政策傾斜。

從更長遠的社會發展角度上看，男女平等的價值觀念的普及，是更好地利用勞動力資源和實現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因此，政府應當將社會性別平等意識納入決策的主流，在制定各類公共政策時，都要摒棄傳統的性別觀念，朝著能夠促進男女兩性公平地承擔社會建設責任和家庭發展責任、享有社會發展和家庭幸福權利的方向考慮。未來我國公共政策的制定，除了要有助于家庭實現其自身的生育計劃或緩解家庭養老重擔的短期目標外，更應當注意其對社會價值觀念和行為的引導作用，要在更大程度上強調性別平等的理念，將性別平等觀念納入到涉及經濟生產、社會保障和福利等各方面的相關公共政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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