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和卿

約與關漢卿同時而先關而卒。大名（今屬河北）人。鐘嗣成《錄鬼簿》列其于前輩名公，但各本稱呼不同，天一閣本稱“王和卿學士”，孟稱舜本稱“散人”。《輟耕錄》謂其“與關漢卿友，常以譏謔加之”。散曲風格滑稽佻達。《全元散曲》錄其小令二十一首，套數二套。

[仙呂?醉中天〕詠大蝴蝶

——王和卿

彈破莊周夢，兩翅駕東風。三百座名園、一采一個空。誰道風流種，唬殺尋芳的蜜蜂。輕輕飛動，把賣花人扇過橋東。

美麗的蝴蝶，千姿萬態，色彩斑斕，或飛逐流連于花叢之中，或翩翩起舞于綠草之上。詩人們陶醉了，畫家們著迷了。生物學家凝神沉思，引起遐想無限；孩子們躍躍欲撲，緊張地屏著氣息……蝴蝶，這可愛的小生靈，和文學也曾結下了古老而又神秘的不解之緣。

三十年代初，鄭振鐸曾寫過一篇別致的文字，題目是《蝴蝶的文學》。文章在以優美的文字描寫蝴蝶和春天之后，談到了蝴蝶和文學的關系，并舉許多例子說明：“蝴蝶在我們東方的文學里，原是具有異常復雜的意義的。”但不知為什么，他沒有談及王和卿這支頗為有名的小令《詠大蝴蝶》，說到“異常復雜的意義”，這支小令似乎更能說明問題。這是一個奇特的作品，它夸張得幾近荒誕：

一只大蝴蝶從莊周的夢中掙脫出來，乘風而起，騰云駕霧，頗有“其翼若垂天之云”，“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莊子?道遙游》）之勢。它見了花就采，數不清的花園都被它一個個地采空了。而天職是采蜜的蜜蜂，卻被大蝴蝶嚇得忙跑不迭，就連賣花人也被這大蝴蝶的翅膀輕輕一搧，就扇過橋對岸去了。顯然，作者是在用極度夸張的語言和巧妙的隱喻手法，來突出大蝴蝶的專橫和貪婪。全曲滑稽佻達，諧謔幽默，讀來別有一番情趣。

曲中的大蝴蝶明顯被賦予了比喻和象征的意義，然這比喻和象征又不是直截明了的，而是隱晦曲折的，即“具有異常復雜的意義”。據元人陶宗儀《輟耕錄》記載：“大名王和卿，滑稽佻達，傳播四方。中統初，燕市有一蝴蝶，其大異常。王賦（醉中天）小令云：……由是其名益著。時有關漢卿者，亦高才風流人也，王常以譏謔加之，關雖極意還答，終不能勝。”這條材料說明王和卿與關漢卿處在同一時期，并且透露出“燕市有一蝴蝶，其大異常”的事實乃是小令寫作的契機。于是有人推測說此曲的用意“可能是借詠大蝴蝶，對關漢卿的尋芳采花的風流生活進行善意的戲謔”。這看法應該說不無依據。然而，評論作品將其寓意坐實為某一具體事件可能失之偏頗。文學作品的產生可能是因某一具體人或事的觸發，但作品一經流傳，它的思想內涵就不再拘泥于原型事件，而要深刻得多，廣闊得多。

也有另一極端的理解：哪里有這么大的蝴蝶呢？這不過是給當時那些任意污辱婦女的“花花太歲”、權貴人物畫像罷了。聯系元雜劇中的某些作品（如魯齋郎》等），這種見解似亦并非穿鑿附會。

不過，我們只要涉足一下曲學文獻資料，不難發現，關于元代曲家和演員“滑稽”、“善謔”的記載特別多，這絕不是孤立的現象，乃是當時的一種風氣。在這種“玩世滑稽”的爭奇斗勝之中，實在蘊積著憤懣、牢騷以及反抗、不平。就現存元代散曲來看，滑稽戲謔一類作品，即所謂“俳諧體格勢”的作品幾占半數之多，正是“小令務在調笑陶寫”是也。因此，王氏小令不必就是戲謔關漢卿，亦不必就是譏刺“花花太歲”、“權豪勢要”，總然有一種牢騷不平之氣在其中就是了。漫作而后思，余味正無窮盡。人們可以自己去體會理解，說得太實、太滿或太死板，韻味反會被沖淡。如將其理解成《詩經》中《碩鼠》、《新臺》式的寓意性作品，未嘗不可。

這支小令藝術上最大的特色是高度的夸張。作者緊緊扣住蝴蝶之大，甚至夸張到了怪誕不經的程度，但是，怪而不失有趣，它使人在忍俊不禁之余，反復尋味，逼著人們去思索。從語言上看，小令恣肆樸野，淺近通俗，幾無一字客詞裝飾，雖是隨手之作，其味卻端如橄欖，這正是散曲的上乘之境。（王星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