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親是一位性情剛烈的女性，和“慈母”“三春暉”，或者再文雅點的“萱堂”“令慈”這樣的尊稱不怎么聯系得上。當然，她有時也為我補帽子，縫衣褲上掛破了的三角破綻，繚被腳趾頂透了的鞋。然而這方面確實印象不深，每逢憶及，她常常不是握針，而是擦槍——一堆的槍機零件擺在桌子上，各種顏色油污了的破布條、棉紗，還有“雞（機）油”，她擦拭了一件又一件，再嘁里咔嚓組合起來，一桿閃著暗幽幽烤藍的手槍又握在她的手中——她是與共和國一同誕生的第一代警察。1948年，她是縣公安局的偵查股長。1949年，她已成為陜縣公安局的副局長。除了打槍，她還騎馬，過黃河進伏牛山，都是騎馬走的。所以，母親在我心目中不是依門盼子、燈下走針的女人，而是英雄。
　　
　　英雄也打兒子。因為我淘氣調皮好像永遠長不大，因為我逃學不肯受調教，因為我諸門功課成績都很“臭”，不知多少次被她打得三魂七魄不歸竅。當然，挨打的部位永遠只有一處——屁股。打過就忘了，以至于我永遠都以為，打屁股肯定補腦子，不打屁股的必定不是好媽媽。記得我第一次挨打，是一個秋天。公安局的院子里有一株很高很大的梨樹，幾個農民裝束的人在樹上摘梨，手里提著很長的麻袋，摘下來就裝進麻袋里。我當時四歲吧，就站在樹下，偶爾有落下的梨我就撿起來，飛快送進屋里塞進抽屜。如此往返，竟撿了多半抽屜磕爛了的梨。半夜時分，母親開會回來，我（其實一直熬著瞌睡在等她）從床上一躍而起，拉開抽屜，說：“媽！我撿的，你吃！”
　　
　　母親的臉色立刻大變：“你怎么敢拿人家的梨？”“樹上掉的，我撿的……”“掉了你就敢撿？”“他們（別的小孩）都撿，我也撿！”“你還嘴硬！”
　　
　　……于是開打。我的絕不認錯似乎更加激怒了她，她將我從里屋拖到外屋，又拖到滴水檐下……狠狠地照著屁股一掌又一掌——打得真疼啊！我相信她的手肯定也打得酸痛……那夜月亮很好，清冷清冷的，我的哭聲驚動了所有的公安，他們拉著勸著，母親才罷了手。
　　
　　許多年過后，我才知道，當時那里還沒有土改，公安局占的是財主的院子。梨，恐怕是故意遺落下來的。地處伏牛山腰的這個小縣城四周全被土匪包圍，而城里的“自己人”中也有土匪鼓噪著預備蠢動，形勢異常兇險……以后我還挨過許多次打，總沒有那一次挨打冤枉，也沒有記得那樣真切。然而盡管被打，我從來也沒有怕過她，時至今日想起來還不禁莞爾。假如她能活到今日，或假如我當時就是作家，我肯定要好好采訪一下她，必能寫出一篇意趣橫生的文章。然而三十二年前，她就去世了，只留下這美麗的“假如”。
　　
　　她去世時年僅四十五歲，現在還安靜地躺在臥龍崗革命公墓——她是累的。
　　
　　幾年前，有位記者來訪，問我：“你這樣堅強的毅力，從何而來？”我說：“母親給的。”
　　
　　我的母親沒有上過學，可是翻看她的日記，連我這個“大有學問”的人也驚訝不已。母親不但字寫得端秀清麗，文采也是頗生動的。那全是靠自學，一點一點啃下來的，寫總結、寫報告鍛煉出來的。
　　
　　她去世后二十年，我開始寫作。盛暑天熱饕蚊成陣，我用干毛巾纏了胳臂（防著汗沾稿紙），兩腿插在冷水桶里取涼防蚊；寫作困倦到極致時，便用香煙頭炙腕以清醒神經。記者知道了，無不為我的堅毅感到震驚。殊不知，這兩手是地地道道的家教真傳，我毫不走樣地學習了母親當年工作時的風范！
　　
　　20世紀60年代，我回家鄉，父親指點我去看母親在家勞作的磨坊。石砌的墻上用炭條書寫的字跡依稀可見，如“牛”“馬”“羊”“人”“手”“口”……父親告訴我：“這是你媽沒有參加工作前練習寫的字。”
　　
　　她的刻苦、嚴厲，形成了她的風格。我想了很久，大抵是因了她的理想主義再加著一種頑強的執著與認真。從一個拈針走線、推磨造炊的農村少婦，到一個能打槍騎馬、文武雙全的職業革命者，她經受了怎樣的磨難？
　　
　　在我浩浩如煙的記憶里，盡管她聰明美麗，更多的卻流露出“威嚴不可犯”的一面。
　　
　　1947年，在伏牛山，一頭狼半夜闖進我們的住房，她出去開會未歸，只留我獨自在家睡覺。我是被一聲脆裂的槍聲驚醒的，是母親開的槍。她回來見燈熄了，沒再點燈就睡下，聽到那畜生在床下粗重的喘息聲，反手向床下扣動了扳機……狼奪門而出，我們母子平安。但那次母親哭了，她說：“萬一狼叼走了你，我怎么向你爸交代？”
　　
　　她的勇敢傳給了我。當后來苦難降臨，我在井下掏煤被電擊，一步一顫背水泥登“死人崖”，從爆炸現場赤腳逃出時；當我決意舍棄仕途從文時，我覺得我所接受的是母親的偉大力量與豐厚賜予。
　　
　　母親有一種大漠孤煙式的蒼涼雄渾氣質，但我也能感知她細膩溫情的一面。有時到后半夜，母親會叫醒我，在我耳邊輕聲說：“寶兒，到街上給媽買一張卷餅，或者是火燒夾肉。媽餓壞了，也累壞了……去吧，啊？”我就會順從地揉著惺忪的睡眼“跑腿”。偶爾一個節日，她會弄點菠菜豆腐湯，滴幾滴香油，在火爐旁攪著黏糊糊的面，往翻花沸騰、香氣回蕩的湯里做“撥魚”，頭一碗一成不變是給我吃的。1960年困難時期，伙房里只要有一點細糧，母親總是留給我們兄妹，她說：“我不愛吃白面。”這時的母親，我常常覺得和那個舉槍對靶、槍口冒青煙的她對不上號。
　　
　　干公安的有句“切口”，叫“站著進來，橫著出去”。命終于斯，或者是犯錯誤被趕出去，都叫“橫著”。母親沒有犯過錯誤（當然是指一般性質而言），她終究是“橫著”從這崗位（她死時是法院副院長）走向了生命的歸宿。我已記不起她活著時休息是什么樣子。無論什么時候我醒來，她都在工作，在寫字。她犯病也是盛暑從鄉里趕回，洗臉時暈倒的。半年后病不見起色，按規定要扣工資，她說：“這樣歇著還領百分之八十的工資，我已經很不安了。”
　　
　　她去世之后，我又經歷了很多風風雨雨。當我鬢發漸白、事業有成時，到“馬翠蘭之墓”前扼腕沉吟，我發覺母親始終都在注視著我，跟隨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