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許多中國讀者來說，“殺死一只知更鳥”這個書名并不能一下就理解。
　　
　　在美國南方有這樣一句俗語：殺死一只知更鳥是一種罪惡。書中也做出了解釋：“知更鳥只是哼唱美妙的音樂供人們欣賞，什么壞事也不做。它們不吃人家院子里種的花果蔬菜，也不在谷倉筑巢做窩，只是為我們盡情地唱歌。”所以，殺死這樣的鳥是一種罪惡。
　　
　　在哈珀·李的這本著作中，“知更鳥”更高一層的象征意義，是指在白人社會飽受不公正待遇的黑人群體。
　　
　　20世紀30年代，正值經濟大蕭條時期，在美國南方的梅科姆鎮，黑人勤勤懇懇為白人服務，但白人對黑人的偏見還是根深蒂固，認為黑人是社會動亂的根源，黑人本身就具有邪惡的本質。當一名白人女子誣陷一個經常幫助她的善良黑人湯姆·魯賓遜犯有“強奸罪”的時候，幾乎所有白人不等審判就認定黑人有罪，甚至連黑人的辯護律師阿迪克斯也有罪，因為他居然“為黑鬼幫腔”。
　　
　　盡管律師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法庭審判仍然有失公正。殺死“知更鳥”————善良黑人湯姆的那把槍，正是強烈的種族主義偏見。但盡管如此，律師阿迪克斯在法庭上的演講還是振聾發聵，這聲美國大地上為自由、平等發出的吶喊，也為60年代風起云涌的黑人民權運動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這也正是這部小說的偉大之處。
　　
　　“我們知道，有些人天生就比大多數人具有更高的天賦和才華……但是，在這個國家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一切人是生而平等的————有一種人類社會機構，可以讓乞丐和洛克菲勒家族的成員平起平坐，讓愚人和愛因斯坦不分尊卑，讓粗陋無知的人和大學校長分庭抗禮。先生們，這種機構，就是法庭————可以是美國聯邦政府的最高法庭，可以是最基層的地方治安法庭，也可以是你們眼下服務的這個尊貴而神圣的法庭。我們的法庭也有缺陷，任何社會機構都不例外，但是，在這個國家里，我們的法庭是偉大的平等主義者。在我們的法庭里，人人生而平等。”
　　
　　其實從生物學角度講，任何對于人類種族的定義，都缺乏科學分類的嚴謹性和正確性，其定義是不準確的、隨意的、約定俗成的，隨文化視角的差異而變化。種族更應該視為一種社會建構。但即使這樣，偏見仍然存在，比如小說《無聲告白》里，華裔與白人所生的孩子在校園里被視為異類，因為長相和種族上的差異而無法獲得友誼。《華盛頓郵報》分析2023年被美國警察擊斃的平民中，黑人占40%，如果按人口比例來算，占比“不成比例的高”。
　　
　　種族偏見這個命題太過復雜，我更想討論一下“多數人”對于“少數人”的偏見。正如文化理論學家斯圖亞特·霍爾所說：“社會的差異性日益顯著，個體的焦慮感與日俱增，我們究竟該以何種姿態面對人們對陌生事物的恐懼與敵視，又該借由什么方式迎接相應而生的種種挑戰？”人們對于陌生事物和差異性的恐懼往往會演變成偏見，有多少種差異，就存在多少種偏見，和平時代大多的暴力正是建立在“多數人”對“少數人”之上。
　　
　　《殺死一只知更鳥》里的另一只“知更鳥”布·拉德利就是這種“少數人”。這位童年被父親摧殘的青年，常年足不出戶，把自己關在房子里，成為人們眼中的“怪人”，成為斯科特這些孩子眼里帶有恐怖色彩的“怪物”，傳言四起。然而這個“怪物”卻有顆善良的心，他以默默無言的方式關懷和幫助著小鎮上這些天真可愛的孩子。他足不出戶，也許只是想用一扇門抵擋門外充斥著的所有偏見吧。
　　
　　正如世上有豐富多彩的風景，人本身也是豐富多彩的，但這些差異不應成為歧視的源頭。某種意義上，衡量一個群體文明程度的標準正是看這個群體能否包容差異，而衡量一個人有沒有教養，正是看其有沒有“同理心”，能站在對方的立場理解對方。不能僅憑傳聞和偏見對一個人做出板上釘釘的判斷，這正是阿迪克斯對孩子的教育理念。他除了以身作則告訴孩子何為“勇敢”————“勇敢就是，在你還沒開始的時候就知道自己注定會輸，但依然義無反顧地去做，而且不管發生什么都堅持到底”，還引導孩子理性、公正地看待他人。
　　
　　整部小說以孩子的視角描寫成人的世界，文筆則像這座梅科姆小鎮一樣，充滿一種慵懶溫和的味道。最后一部分的描寫尤其打動我，當斯科特把布·拉德利送回家，站在他家門口，第一次從這個角度環顧自己再熟悉不過的街區，“那邊是莫迪小姐家和斯蒂芬妮小姐家，這邊是我們家————我都能看見前廊上的秋千架，雷切爾小姐家在我們家往后一點，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甚至連杜博斯太太家都能收入我眼底……這是夏天，兩個孩子在人行道上連蹦帶跳……秋天，兩個孩子在杜博斯太太家門前的人行道上打架……冬天，兩個孩子在院門前凍得哆里哆嗦……又是一個夏天，他眼看著孩子們心碎欲裂。又到了秋天，怪人的小伙伴需要他挺身相助。”那一刻，她真正理解了原本以為是“怪物”的拉德利，正如阿迪克斯所說：“大多數人都是善良的，等你最終了解他們之后就會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