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樹人先生說過一句話：“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又名：對狼像羊，對羊像狼。
　　
　　20世紀30年代，沖在歧視、攻擊猶太人最前線的，除了納粹信徒外，并不是養尊處優的中上階層，而是那些失業的德國工人。同樣，20世紀50年代，在美國的公共汽車上不準黑人和白人一起坐下的，同樣也是一些底層白人。社會學和心理學研究表明，在一個社會處于被剝奪處境的那些人，最渴望融入一個集體性的“大我”或“想象中的共同體”，他們對歧視、排斥打上了污名化標簽的更弱者最為熱衷。
　　
　　“怯者”不敢反抗“更強者”，卻把更強者施予其的傷害算到“更弱者”頭上。“更弱者”在這場游戲中，就是埋單的第三人。
　　
　　我想考察一下這個游戲是如何產生的。
　　
　　假定有一個更強者A，和怯者B是同一個村的。A在這個村里，占據了利益食物鏈的高端，在心理上也對B構成碾壓。面對A的絕對優勢，B因為懦弱，不敢反抗，也無力反抗。
　　
　　于是就如精神分析學家弗洛姆所講的：B在心理結構上必然被破壞。
　　
　　A作為資深玩家，知道游戲要繼續，那么在利益上為自己考慮時，在心理上也要為B考慮。如果讓B一直都體驗到被壓榨，大家在村里并不是一伙的，那就會帶來兩種結果：或者B精神崩潰，或者B哪一天受不了就起來反抗了。
　　
　　于是，需要有一套機制，給B心理上一個發泄口，提供一個補償的渠道。
　　
　　把外村的C打上污名化標簽，正是這個機制。這時候所要做的事情，只是強化B對村里的認同，在心理上讓他體驗到和A是一個“大我”的組成部分。而C，無疑是可惡的。于是，可以把B被破壞了的心理結構所蓄積的禍水給引出去。
　　
　　A肯定已經看到了B的心理。當B被A碾壓時，他內心里會發生些什么呢？
　　
　　首先害怕反抗。他要有一個理由來說服自己不應該反抗。而這個理由，必須讓B騙過自己?，F在，他感覺和A共享一個“大我”，在心理上，也就修改了他和A的關系，相當于已經抹去自己被壓榨的事實了。
　　
　　但他還是個loser啊。
　　
　　所以，僅僅在心理上修改關系并不夠。他還要有價值感、力量感。屬于“大我”的一部分，確實讓他體驗到了這一點，可是，這有個前提，即由于他在“大我”中是處于價值序列下端的，必須有一個經濟學家凡勃倫所講的“歧視性對比”結構存在。外村的C的存在，就是服務于這個心理需求的。他必須被預設為是可以歧視、仇恨的對象，才能像鏡子一樣，照出B的優越和自豪。
　　
　　B不僅僅要承擔鏡子的光榮使命，同時還要變成一個公共污水溝，來讓B蓄積的破壞性心理能量得到發泄。正是要通過歧視、攻擊的這么一個心理動作，B才能感覺到自己的優越和自覺，心理上才舒服，才能得到補償。而他要歧視、攻擊C，就需要底氣，這個底氣，只有從和A一起構成的“大我”中才能找到。所以，B對C的歧視、攻擊，和認同與A一起構成的“大我”，進而認同A，是一體兩面。
　　
　　于是，一個心理上的鏈條建立起來了，A吃B，B吃C。
　　
　　A-B-C從鏈條里我們可以看到，B們獲得心理平衡了。A吃他，但他可以吃C，算下來，好像并沒有虧。世界對他來說似乎是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