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瑤伯伯是父親趙儷生清華時代的同學兼好友。二人一生保持著若即若離的友誼，彼此都有些不屑于對方，但又終生相互牽掛，以至于王瑤伯伯謝世后，父親對他的弟子與傳人予以密切的關注。這說明老同學的情分依然存在。
　　
　　王瑤和父親在學人中屬于另類，兩個人身上都帶有幾分狂狷之氣。他們總是看到人家不愿讓別人看到的那一面，非要提人家捂住不讓提的東西。這是一對絕不討人喜歡的學人。他們語言犀利，表達觀點時淋漓盡致，用詞無所不用其極，具有很強的感染力，同時也具有極大的煽動性——這是一二·九學生運動傳承下來的風格。稍有區別的是，王瑤個性偏重于幽默而尖刻，父親則更加犀利和義憤，所以他們倒霉的程度也就不一樣了。王瑤既沾北大巨匠多多、“天子腳下”的優勢，又恰逢反右時失足落入下水道而住院搶救，僥幸躲過了一頂右派的“桂冠”，而他當時的高足們似乎無一幸免地全部落網。所以事后，他得以自嘲：“我現在是茍全性命于治世。”父親生性魯莽，也沒有王瑤的那種機緣，被“金缽”死死地扣住，這一扣就是20余年。
　　
　　第一次見到王瑤伯伯，是20世紀50年代初我剛上小學時。因王伯伯揶揄過父母的婚姻，告訴所有認識父親的清華校友，“趙儷生結婚了，娶了一個并不漂亮的女人，生了一窩并不漂亮的女兒”，于是“這一窩并不漂亮的女兒”自然就耿耿于懷，憋著勁兒地要和這位王伯伯干一仗。時間大約是1953年，地點是山東大學蓬萊路一號父親的書齋，上演了這樣大不敬的一幕：兩個老同學坐在書案的兩側，面對面地唇槍舌劍。父親的3個女兒，坐在地毯上，以大姐為首，排成一排，像啦啦隊似的有節奏地吆喝：“小黑牙，滾蛋！小黑牙，滾蛋！”聲高時，王瑤伯伯用手指著坐在地上的我們這群沒家教的孩子，沖父親說：“你看看，你看看，你是怎么教育子女的？”雖然父親也“去、去、去……”地轟我們走，但當我們不走時，他就沖王伯伯說：“說咱們的，管她們呢！”多年以后，我暗悟當年這無禮行徑竟為父親包容，實屬老爹對師兄的無禮，同時也讓我們對王瑤伯伯背負了一生的歉意。
　　
　　20世紀60年代初，王伯伯來蘭州大學講學，一進門就對母親深深一揖，由衷地說了句：“還是老夫人好哇！”其間有對年輕時失禮言語的致歉，也有對母親幾十年和父親同舟共濟、共渡苦難的欽佩和贊賞。講學期間，姐妹們傾巢出動去聽他作的關于曹禺戲劇的報告，這次不是逐客而是捧角，這讓王伯伯很高興。大家團聚在一起，熱烈討論，敘舊事、談學問，也談時下局勢，真是神采飛揚、妙語連珠、其樂融融。經過了反右和困難時期，兩位老同學比年輕時也稍有收斂，加之厚道的母親在其間周旋，眾兒女簇擁的熱烈場面，所以沒有發生兩位老同學相互攻擊的一幕。1966年初，我應另一位世交、古生物學家周明鎮先生之邀，去北京小住月余，其間去北大拜訪了王伯伯一家。王伯伯因未遭右派之災，故安享三級教授待會，加之有發表文章的機會，那時家中已有電視機，滿墻書櫥儼然大學者的派頭。但王家姐妹著裝卻異常簡樸，顯得規矩、老實。看樣子王伯伯的家教要比父親好得多。
　　
　　這兩位老同學只要湊到一起，就是相互攻擊，從年輕到故去，似乎從未停止。可他們又彼此深深地牽掛、欣賞，誰也忘不了誰。比如20世紀50年代初教授定級，有大學研究生文憑、身居北大的王瑤伯伯被定為三級教授，來青島一問，大學肄業3年，且是外語系出身的父親在山東大學歷史系，居然也被定為三級教授。本來他心里就不舒服，哪知父親還要挑釁這已經很不愉快的師兄，擺出一副“怎么樣？別看我沒你那兩個文憑，可照樣和你平起平坐”的架勢。結果王伯伯只有抬出北大的牌子來抵擋：“我可是北大的三級，你只是山大的三級。”
　　
　　在教學這一領域，他們同樣能找出互相調侃的內容來。父親的普通話雖略帶山東口音，但也算“一口官話”了，而王瑤伯伯至死不改那一口山西腔調。父親為此不知“臭擺”過他多少次：“虧你在北京上學、教書大半輩子，那個山西調調兒一點都沒有改進。”王伯伯頗不以為然地說：“每年開學，都有新生遞條子，說聽不懂我的山西話，我就告訴他們：‘你們就這么慢慢聽吧，聽習慣了自然就明白了。到時候聽懂了，不是我的嘴巴改了，而是你們的耳朵變了。’”如此堅守鄉音，也實屬難能可貴。當父親知道王伯伯還帶有外國留學生時，不無譏諷地說：“你那外國留學生的中國話一定也都是山西味的。”可放眼望去，那么多占據著中國現代文學史這塊陣地的領軍人物、出類拔萃的文化精英，不都是被操著一口山西腔的王瑤導師帶出來的？
　　
　　至于父親的“臺風”，已被他的弟子和傳人渲染得極為生動，凡是聽過他的學術報告和講學的，從長輩到晚輩，從內行到外行，從欣賞他的到忌恨他的，無不折服于他的“一副鋼口”，可其中所付出的辛勞也只有家人知曉了。特別是晚年，他去上課，母親就得趕緊找出一套更換的內衣內褲。他下了課，一進家門已全身濕透，立馬就得全脫全換，人像癱了似的，要在榻上休息一兩天才能緩過勁兒來。從20世紀50年代帶出的孫祚民、孫達人，到80年代以秦暉為代表的“七只九斤黃”的關門弟子，還有在史學領域這塊鮮為人知的寂寥園地，稍許留神撥拉撥拉，凡是從山大、蘭大出去占有一席之地的各路名師名家，有幾個沒有聽過他的課，有幾個不是他身教口傳的呢？像王瑤、趙儷生這樣在學界薪火相傳、門生中名家輩出的導師又能有幾人呢？我想在“第一流的名師”行列中，應該有兩位先生的身影。
　　
　　他們走了，沒有為他們應成為卻未成為“世界級大師”而遺憾。他們不是不在乎名利，他們只不過在知己知彼、旗鼓相當、脾性相投的師兄弟間相互攀比罷了，其中多少帶有“逗著玩”的色彩，歸根到底較量的還是學問做得如何、書教得怎樣，否則也不會如此關注對方的專著和他們的后學傳人。他們也常以己之長，攻彼之短，有時顯得不夠意思和不守規矩，有時顯得有失禮儀，但其中文人間的情致雅趣和真性情又流露得那般機敏、那般天真和那樣可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