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過去的鄉村生活從無任何浪漫化的想象，恰恰相反，我認為那時的中國鄉村社會有最具叢林屬性的一面，不值得去懷念。
　　
　　從兩個傻子的故事開始說吧。
　　
　　第一個故事我之前隱約知道，最近才聽到完整版。20世紀90年代初，南方一個村子里有一個傻子。傻子長到十幾歲，一直照顧他的母親去世了，于是他成了兩個哥哥最明顯的累贅。這個累贅必須甩脫，否則兩個哥哥將長期陷溺于鄉村社會的底層，很難翻身。他們曾把這個傻弟弟帶到縣城扔下，但連基本的語言能力都不具備的傻子居然自己摸回了家。這說明遺棄的半徑太短，于是，下一站是省城，離家300公里，而且那里的人都說不同的方言。這次，傻子在車水馬龍的省城道路上被車撞死了。哥哥們看到了電視新聞，急吼吼地趕了過去，要求車主賠償。由于在回答“他是怎么來到省城的”這個問題時露了餡，他們挨了一頓罵回了家。
　　
　　這是一個比《盲井》更讓人心寒的故事。《盲井》中的故事仍在繼續發生，這樣的故事也沒有停下來。
　　
　　另一個傻子是我親眼見過的，是在一個少年時代的朋友家所在的村子。我見到他的時候，他10歲左右，一群年齡相仿的男孩，正在用棍子從屎坑里蘸屎，喂給他吃。他一邊傻笑一邊吃，每舔一下棍子，就會引起一陣哄笑。不一會兒，傻子的父親怒吼著沖了出來，驅散了人群，一邊用手擦去傻子嘴邊的臟污，一邊大罵。
　　
　　我聽說第一個傻子的故事時，想到了這個親眼見到的場景。那兩個哥哥必須擺脫傻弟弟的理由正在于此：在這樣的叢林社會里，弱者不會被同情，只會被撕咬。
　　
　　對于第一個傻子的兩個哥哥而言，他們當時最要緊的事情是娶老婆。人們說到他們時，不會說是A君或B君，而會說“那個傻子的哥哥”，如果“那個傻子”的指向還不夠明白，人們可能進一步解釋說是“吃屎那個”。很難找到一個女孩，自愿成為“吃屎的那個傻子的嫂子”，世間更沒有人愿意成為這樣的岳父岳母。
　　
　　如果我們處在一個現代文明高度發達的社會里，傻子的生活有國家福利機構或民間慈善機構資助，他的哥哥們只有有限的麻煩，事情的發展一定會有所不同。他們可以不用扔掉弟弟，而姑娘和姑娘的父母也會將他們納入選擇范圍——盡管這仍然是一個制約條件。這個假設并不遙遠，它已是當今城市里的事實。
　　
　　城市里逐步能做到，但在農村還需努力，因為鄉村在社會建設領域一直被后置。傻子的故事只是復雜的鄉村社會系統運行邏輯的一個例子，我們很容易發現，鄉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叢林性質的，想要置身于一個我們直覺上認為更正義的環境，唯一的辦法就是離開。
　　
　　于是人們一撥又一撥地離開，依靠讀書或外出打工，前者對現代社會環境有自覺的向往，后者則是在進入現代社會環境之后再被啟蒙。他們的離開沒有共同點，結果卻是相同的：他們都不想再回到農村。
　　
　　城市當然也是弱肉強食的，但它提供了更先進的處理規則和通道，而農村較難提供解決方案。中國鄉村有自治傳統，雖然換了一種截然不同的組織方式，但鄉村自治的狀態依然還在。自治的背景之一，是在鄉村環境下權力實施的成本過高，部分放棄實施反而是更優的選擇。
　　
　　然而，鄉村自治想要達到“良治”太難，因為其所依賴的人文和道德條件太苛刻。倫理教化、輿論環境的無形約束以及鄉賢、長老的威信都必須保持在某種高度。一旦其中的某一項跌破了一個臨界值，就會成為相當程度的叢林社會。有鄉村生活經歷的人都知道，“兄弟多”是最大的硬實力，因為它可以防止被欺負，甚至還可以欺負人。事實上，即便在宗法治理時代，“不治理”也是鄉村治理的基本特點之一，管得了的事情就管，管不了的事情不管，不管或者管理失效也沒什么大不了，不會給上層建筑帶來太大的壓力，這是鄉村軀體長時間帶病生存的現實。
　　
　　傻子的兩個哥哥的行為，于法于理都應該受到懲罰，但在當時，他們甚至連輿論譴責都沒有遭受，鄉民們的意識里并不認為丟棄傻子弟弟的做法是越軌的。
　　
　　這樣的鄉村人文環境，想要修補，比摧毀重建還難。正好，改革開放開啟的新一輪工業化，啟動了對鄉村的物理性摧毀。時代直接用把人吸進城市進行自然熏陶教育的方式，終結了對鄉村社會生態進行原地改造的難題。它催生了“鄉愁”，但重建了人的存在方式。
　　
　　學者們已經用很多話語解釋過，城鄉二元結構之下，農村是處于被榨取的地位，體力資源、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莫不如是。但我們往往忽略了，人們是自愿離開的，因為人有向往更高形態的文明的天性。
　　
　　經過城市環境改造的人，將來還會回流鄉村，這一回流進程事實上已經開始。只是，回去的人，換了一種角色，未來的鄉村屬于農業企業家，而企業家往往都攜帶著規則理性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