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約豐子愷等幾名學生到他房間談話。他拿起一本包書皮上寫有“身體力行”四字的《人譜》，翻到一頁給大家念道：
　　
　　唐初，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許其貴顯。裴行儉見之，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后文藝。勃等雖有文章，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
　　
　　念完這段話，李叔同對學生們說：“《人譜》中的這一條，是從《唐書·裴行儉傳》中節錄出來的，重要的是‘先器識而后文藝’這句話。這里的‘貴顯’和‘爵祿’，不可呆板地解釋為做官，應該理解為道德高尚、人格偉大的意思。”所謂“先器識而后文藝”，用現在的話說，大約是“首重人格修養，次重文藝學習”。更具體地說，就是“要做一個好的文藝家。必須先做一個好人”。一個文藝家倘若沒有“器識”，無論技術如何精通熟練，亦不足道。這也就是說，應使文藝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