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說要去普勞森湖監獄？”我的德國老友翻起她灰色的眼睛向我確認。見我點頭，她說：“那好，我們去。”
　　
　　從十字山出發，經過梯爾園，看到一家一戶的土耳其人在湖邊草地上野餐，依稀傳來的，是他們家鄉那種纏綿的音樂。經過被燒過的國會大廈，看到旅游者排著長龍，等待上國會大廈的玻璃圓頂去看柏林市容。經過六月陽光下靜靜的住宅、小花園、星期天關門歇業的商店，星期天柏林真正住人的地方，通常都靜得像沒有一個人一樣。我們的白色老捷達車在陽光下的大街上開著，遠遠地，還在一座橋上，就見到綠樹下面紅磚的大房子，是19世紀中葉柏林流行的那種樣子，紅磚頭砌的，聽說是為了好看又省錢。那就是在柏林有名的普勞森湖監獄了。在納粹德國時代，這里關押著反對希特勒的人，這里的監獄行刑室處死了2500個犯人，用絞架和斷頭臺。當時在行刑室工作的職業劊子手是個壯漢，聽說他總是叼著香煙，他處死一個犯人，可以拿到60馬克的津貼。在1944年9月普勞森湖監獄的“血腥之夜”，他靠津貼就可以發財，那一夜，他參與處死了186個普勞森湖犯人，8個犯人一隊，上絞刑架。如今我們要去的，是在原來的行刑室里建立的紀念地。
　　
　　那是幾間紅磚的平房，因為年代久了，墻上的紅磚已經有點發黑。不像德國別處的老磚房，墻上常常爬滿了常青藤，這房子四周什么也不長。院子里倒是長著高高的樹和草，難得的，在六月的院落里沒有看到玫瑰花樹。但是看到了一個石頭做的骨灰罐，里面裝著1945年蘇聯軍隊到柏林時，從德國各地的監獄里清理出來的犯人骨灰。但我想，那個石頭罐子里面肯定不會有普勞森湖監獄犯人的骨灰，因為他們被處死后，尸體都被馬上送到醫學院去，當了那里的教具。他們大概不會有骨灰留下來的。因為在波蘭的奧斯維辛集中營我已經見到過用骨灰粉做的沙漏，所以經過石頭骨灰罐的時候，我心里并沒有很大的震動，但是也想，猶太人集中營里有骨灰，德國的監獄里也有同樣的東西啊。
　　
　　一條平常的小路繞著房子，我們向小路導引的地方走去。這房子看上去更像一間鍋爐房，或者放園藝工具的工具間，或者小倉庫。我們能聽到自己的鞋底擦著平地的聲音，還有外面遠遠的大街上車輪經過的沙沙聲。四周就像柏林的星期天那么靜。
　　
　　我看到了高墻對面的樓房，一時不能確定那棟房子是否就是從前的死亡屋。在英國飛機轟炸柏林以前，那棟靠行刑室最近的牢房里，關著的是第二天清晨要被處決的犯人，他們在那里的小牢房里度過自己的最后一夜。整夜，他們都被綁著雙手。監獄里的人把那棟房子叫作“死亡屋”。在1944年9月，這房子在晚上的空襲中被炸毀，當時，里面有300個人正在等待接受絞刑。在空襲來臨的夜里，也是普勞森湖監獄加快處決犯人的夜里，犯人們在死亡屋和行刑室中間的空地上等著。有一次飛機就在附近投炸彈，劊子手暫停了絞刑，把等待在外面的犯人都送回死亡屋里去，等待空襲警報解除以后再重新開始工作。那天工作得晚了，劊子手到第二天早上8點才結束自己的工作。
　　
　　我看到了一扇打開的木頭門，于是我們走過去。突然就到了行刑室內。室內很昏暗，而且冷。迎面看到的，就是一條結實的鋼梁，上面吊著6個粗大的鐵環，然后我意識到，那大概就是絞刑架上的鉤子，用來拴絞索的。它們后面有兩扇圓圓的長窗，窗外的陽光像刀片一樣明晃晃的，陽光下閃閃發光的樹葉也像刀片一樣明晃晃的。那樹十分高大，該在這里長了幾十年了，當它還是棵細細的小樹時，它大概就從窗外見識過行刑室里的情形吧。它在窗外的風里輕輕搖動，但是奇怪，站在室內，聽不到一點樹葉的聲音，寂靜像一只有力的大手那樣緊緊將人按住了。好像能聽到一個帶著柏林口音的、陰沉的、一絲不茍的聲音，在宣讀法庭的死刑判決書。反對希特勒的人——社會民主黨的黨員、共產黨員、在火車上對人說“希特勒是蠢豬”的毛頭小伙子、幫助青年逃避當兵的修女、因為太餓而偷了商店東西的法國少年、想要謀殺希特勒以結束戰爭的軍官們——通通由柏林的法庭經過3名法官的審理，簽發死刑判決書，由行刑室的職業劊子手執行死刑，執行死刑的過程被寫成文件，上報給法庭備案。通常他們是被絞死的，也有人上了斷頭臺。在房間中間的水泥地上，我看見一個大大的下水口，用結實的鐵網罩著，要是用斷頭臺殺人的話，那些噴薄而出的鮮血大概要順著這個下水道流下去吧。那個柏林的修女艾米·菜登，幫助青年逃避當兵，被發現了，被送到這里，在監獄的勞動營里工作了幾年以后，等來了法庭對她的死刑判決。1944年6月9日，柏林春天中的一天，她死在行刑室的斷頭臺上。我在墻上的陳列物里見到了她的行刑報告，她很安靜，劊子手只用幾分鐘就完成了工作。她的尸體也被送到柏林的醫學院去當實驗品了。
　　
　　現在，這里什么血跡也看不到了，沒有斷頭臺陳列，也看不到絞索，聞不到血的腥氣，也聞不到那個職業劊子手愛抽的香煙的氣味。光光的地上，放著一個鮮花做的花圈。地上到底還有一些看上去可疑的痕跡，還有我們的影子，被大門外的陽光長長地投到行刑室紀念地的地上。
　　
　　這里沒有別人。
　　
　　當年在普勞森湖監獄工作的天主教神父，為每一個將要去行刑室的犯人做最后的祈禱，后來他回憶說，在三百多個犯人被處決的“血腥之夜”，犯人們無聲地站在行刑室和死亡屋之間的空地上等待，什么聲音也沒有，只能聽到兩個神父在犯人中的祈禱聲。我相信普勞森湖監獄的行刑室總是這樣靜的，那是一種酷厲的靜。墻上的文件里總是說，絞刑和砍頭，通常是在幾分鐘內安靜、有秩序地完成的。絞死86個參加1944年7月20日刺殺希特勒政變的那些陸軍中將和上將的時候，過程很安靜；絞死剛滿18歲的法國少年的時候，也很安靜。馬丁·尼爾繆勒也在這里被安靜地處死了，他留下了一段著名的話：“當納粹帶走共產黨人的時候，我保持了沉默，因為我不是共產黨人；當他們帶走社會民主黨人的時候，我又保持了沉默，因為我也不是社會民主黨人；當他們帶走猶太人的時候，我還是保持沉默，因為我也不是猶太人。現在，當他們帶走我的時候，已經找不到能對此提出抗議的人來了。”那是他在普勞森湖監獄里發出的最后的布道聲。我的朋友在為我翻譯他的話的時候，突然熱淚盈眶。“每次重復他的話，我的心都很難過。”她說。
　　
　　普勞森湖監獄發信給死刑犯的家人，通知他們執行了死刑，同時寄給家屬的是兩張清單。
　　
　　一張是死刑犯留在監獄里的遺物清單。
　　
　　另一張清單，是家屬必須支付的死刑費用。基本費用包括：死刑判決費用300帝國馬克，將判決書遞送到家的郵資2。70帝國馬克，給檢察官付的費用81。60帝國馬克，被關押在監獄等待判決的住宿費一天1。50帝國馬克，被關押在死亡屋的看守費用一天1。50帝國馬克，還有執行死刑時的費用158。18帝國馬克，最后一項，是把付費通知和清單寄到家里的郵局收費0。12帝國馬克。一張陳列在行刑室墻上的死亡清單表明，那位家屬一共要向監獄支付766。80帝國馬克。
　　
　　說起來，也真的是一絲不茍的秩序。在“血腥之夜”的第二天，監獄就發現，因為死刑判決書改用電話口頭傳達出現了錯誤，有些名字相近的人被誤殺。于是，普勞森湖監獄正式向下達死刑判決書的部門要求不再用電話通知，恢復書面的死亡令，免得再出現類似錯誤。
　　
　　我和我的朋友望著那些白紙黑字上的文件和申訴，驚異地笑出來。“哈！”那突然響起的短促笑聲，像受驚的麻雀一樣驚恐而迅疾地飛上行刑室寂靜的屋頂。不曉得還有什么比這樣的文件更荒謬。
　　
　　行刑室紀念地看不到一張照片，不像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墻上，滿滿的都是犯人進死亡營時的照片，到處都是明知屠殺逼近時大睜的眼睛和雪亮的眼神。我也在原來的德國陸軍司令部7月20日政變指揮部原址的紀念館里見到過許多照片，那些都是參加政變的德國人的照片，也用了滿滿的一面墻。那都是些德國人嚴肅的臉，是誠實、陰郁而驕傲的灰藍色的眼睛，他們中的許多人被處死在普勞森湖監獄的行刑室里，行刑的過程，被拍成紀錄片，在德國軍隊中播放。那次政變中軍銜最高的是隆美爾元帥，他率領的德國軍隊曾經是最英勇善戰的。政變失敗以后，他在希特勒的勸說之下自殺，以維護德國人對第三帝國的信任。自殺的還有貝克上將，在7月20日晚上，知道了刺殺希特勒失敗的消息，他打算在陸軍司令部的辦公室里自殺，但是他沒有死成，他聽到院子里蓋世太保槍殺他的下屬的槍聲。然后他被嚴刑審訊，之后死于普勞森湖的絞刑架下。他的辦公室現在成了同樣寂靜的紀念7月20日政變的紀念館，他和他的同僚的照片靜靜地掛在墻上，望著來參觀的人。在那里還可以看到一些他們和家人在一起的照片，他們中的一些人穿著軍服，但沒有戴帽子，輕松地笑著，抱著自己的金發小孩，肩上靠著穿了花連衣裙的年輕妻子，那也是幸福的一家人，在樹林里過自己的假日。
　　
　　而那時候，成千上萬的猶太人正日夜趕往奧斯維辛赴死，成千上萬的圣彼得堡人正死于被德軍圍困九百天的大饑荒中，成千上萬的盟軍士兵正死在歐洲戰場上，成千上萬的德國建筑和德國人被日夜不停的英國轟炸機炸成碎片。
　　
　　我不知道為什么想到了這些。
　　
　　我的思想變得混亂了，我應該在普勞森湖監獄行刑室的寂靜中想到這些嗎？
　　
　　那地方是那樣寂靜，像一只大手緊緊將人的心按住一樣的靜，像要捏碎一只小鳥一樣的靜，像一個沒有開始解開的死結那樣靜，像一個從來沒有被猜出來的謎語那樣靜。
　　
　　2500個人死在普勞森湖監獄的行刑室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