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理想主義者”這個詞永遠消失-成長
我是一個臺灣人,也是一個從小就有身份認同焦慮的孩子。我父親是臺灣人口中的外省人。
他在很小的時候跳上了火車,沒有和父母道別,從此成為一個沒有父母的孩子。
在我父親過世之前,他沒有回過他的老家山東。我父親一直希望能夠回到那個生養自己的地方,見到自己的父母。
我母親是臺灣基隆人,一直到23歲,她才知道自己是有父母的人。我外公在“二·二八事件”中了6槍,被丟到河里,幾天以后尸體才被發現。他是基隆市的副議長,當時幫助大學生辦報,反對國民黨貪污腐敗,被誣陷為共產黨,晚上出門后再也沒有回家。
我的父親母親都是無根的孩子,他們都是“孤兒”,于是生下我這樣一個孩子。我母親生了7個孩子都是女兒,我是老幺。在我出生之前,我父親曾經說,如果我母親再生一個孩子還是女兒,他就要離開我們——將來他必須帶一個兒子,帶著他的姓氏,回到大陸。所以在母親生下我之后,我父親就離開了我們。
我母親一手把我帶大,我也是留守兒童。在我出生沒多久,我母親就出去工作了。我們家7個女孩死了3個,其中一個患有小兒麻痹癥。我是由鄰居的孩子們帶大的。在我的童年里,我沒有見過我的父母,我一直以為我是孤兒。我一年只見我母親一次,我對父親的印象非常模糊。
時代造成了許多家庭的悲劇,但是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由于“二·二八事件”,我母親從基隆市一個副議長的千金變成一個傭人。在那個時代沒有任何一個人敢和我們家的人說話。因為可能在晚上你就會被誣陷身份,被帶走、囚禁或失蹤。
在整個焦慮的青春成長期,我感謝上天給了我一個禮物——讀書。我記得眷村的路口有一個小書店,我常在那里看書。在我青春期非常叛逆的時候,我開始看卡夫卡和薩特的書,看所有存在主義的書,我非常憤怒,我要對世界吶喊。然后我看三毛的書,我要流浪,想要出走。如果不是閱讀,像我這樣的小孩可能會變得非常墮落。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盡管我學習很好,但在16歲高中沒畢業那年,我就進入了娛樂圈。這是一個非常浮躁的圈子。每天起床化妝,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把別的女明星擠開,好讓自己在第二天登出來的照片中占的位置大一些。但是在后臺,當別人在八卦的時候,我都在看書。我感謝上天,是閱讀帶領我走到今天。
在最近這段停下來的時間,我第一次感覺到,我應該做點什么,如果這樣無止境地為名利奔波下去的話,我的人生會失去價值。我一直以來的夢想,就是給和我的童年一樣的留守兒童、和像我一樣無根的孩子帶去夢想,為他們帶去力量。我感謝上天給了我一個機會停下來,就是在那段時間,我成立了我心目中一直想要成立的基金。
很多人打擊我說:“這樣做沒有用,送孩子幾本書,到貴州、到四川就能改變一個孩子的命運?現實不可能這么簡單就能改變,你太理想主義了!”
記得我剛開始唱歌沒多久,臺灣的公司邀請我去演講。我們的經紀公司不讓我去演講,說演講后就沒有神秘感了,但我還是去演講了。當時我去了100多所學校演講,其中有一所是公立學校,這所學校處在臺灣犯罪率最高的一個縣里,那里的孩子的父母大部分是以賭博和販毒為生。
我在演講完后,和一些孩子進行了一對一的談話。我訪問了幾個孩子,其中一個男孩14歲,一直哭,說爸爸媽媽不讓他上學,他們在家里擺賭局。他問我該怎么辦,我說:“再過4年,你就該獨立了,為了18歲的自己,現在乖乖地聽父母的話,避開他們對你的傷害,18歲以后你就屬于你自己,就可以離開家了。為了18歲的自己,你一定不能放棄。”
當我的孩子3歲的時候,我收到一封信,這已是一二十年后的事。我打開信,是這個男孩寫來的。他說他一直記得多年以前我跟他說過的那句話:“就算全世界都可以放棄你,你也絕對不能放棄你自己。”后來,他在18歲那年離開父母去當了兵,之后又考上了大學,然后結婚、生子……
我看完那封信,心里非常震撼。去年我想起了這封信,然后告訴自己,是該將我擁有的一切幸運交給這片天地的時候了。于是,我成立了靜新圖書基金。
羅曼·羅蘭說:“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那就是在知道生命的真相以后,依然熱愛生活。”我想這是一個全民英雄主義的時代,只有你不是人的時候,你才會想不斷地提醒別人:“我是人,我需要被尊重。”
所以,只有我們不身處在一個理想社會的時候,才會有理想主義者的存在。我希望靜新圖書基金能夠通過閱讀創造一個真正的理想世界,讓“理想主義者”這個詞能夠永遠消失,因為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理想社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