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已經過去了11年，第一次進入麻風康復村的情景，張平宜依然歷歷在目。
　　
　　那時，她還是臺灣《中國時報》的資深記者。為了采訪大陸麻風康復村的現狀，她多方詢問后，來到了四川省西部一個叫大營盤的小村莊。
　　
　　這兒曾被人稱為“隱形的村落”。從1959年開始，因為麻風病的蔓延，當地政府在此建立了麻風康復村，對麻風病人實行隔離集中的治療，并持續了半個多世紀。
　　
　　在村子里，張平宜看到，許多麻風病患者只能拖著殘缺的四肢在地上爬行，身后帶出一道道血痕。村莊里到處都是游蕩的孩子，他們不再有父輩那可怕的疫病，眼神里流露出野性的天真。這讓這位兩個孩子的母親不由自主地想到：“這里總該有所學校吧？”
　　
　　唯一的小學，在海拔1800米的山上。教室是兩間破土房子，沒有一扇完整的窗戶。學校的招牌，是小偷唯一看得上的財產，早已被盜。這里擠著七十多個學生，大部分只能站著聽課。
　　
　　如果連這所學校都垮了，張平宜不知道這些生長在麻風病陰影下的孩子還能有什么希望。這個一直生活在大城市的女人向老師許諾：“你留下來，我去籌錢蓋一所新的學校。”
　　
　　2002年，正如她承諾的那樣，嶄新的教室已經在大營盤落地生根，而這個臺灣女人的命運，也和這個一度被外界遺忘的村莊緊緊地連在了一起。從2003年起至今，她辭去百萬年薪的工作，在海峽對岸開辦“中華希望之翼服務協會”，致力于大營盤麻風病人的子女教育。
　　
　　起初，她將自己的動機解釋為一種“最樸素的母性”。但是現在，她的長期愿望是：“讓這些麻風病人的子女都能正常地融入外部社會。”
　　
　　她在臺灣寫文章募款，到處演講、賣書，或是帶著醫生丈夫每月給的一萬元新臺幣零花錢坐出租車，去試圖說服潛在的資助者。“下輩子什么都不做，只要做個有錢人。”這個此前從沒經歷過窘迫生活的女人，一度“咬牙切齒”地說。
　　
　　她帶著這樣一點一滴積攢起來的善款，回到大營盤，當上了新教學樓的“監工”。每一天，她都要在縣城賓館和大營盤村之間顛簸的土路上來回往返。因為學校沒有廁所，這個有點潔癖的女人常常一整天不敢喝水。如果內急，就小跑半個小時到鄰村，借用“豬圈隔壁的廁所”。
　　
　　在那些麻風村的孩子看來，“張阿姨就像媽媽一樣”。她熟悉每一個孩子的家庭狀況與脾氣秉性。比如依伙克古，只有五歲，是學校里個頭最小的孩子，也是最認真的旁聽生。他喜歡上學，因為在這里能見到爸爸依伙布都，這個22歲的年輕人，是小學六年級的學生。
　　
　　像依伙爸爸這樣的“超齡小學生”在校園里并不鮮見。甚至在2005年之前，這所已經成立了十幾年的小學，還沒有出現過一個畢業生。
　　
　　因此，與家長“搶孩子”，就成了張平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大營盤的時間里，只要發現一個孩子消失，她就會跑到對方家里，“脅迫恐嚇那孩子回來讀書”。
　　
　　阿被拉且曾經消失過。這個彝族男孩讀完一年級后就回家放羊。直到學校重建，這個14歲的男孩才開始讀二年級，他在這兒小學畢業，又在縣里讀完中學。現在，24歲的阿被拉且在青島的工廠工作，小時候那個“只敢傻傻看著的張阿姨”，如今已經成了朋友，他們常認真地分享心事。
　　
　　對于張平宜來說，那就是“我的孩子”。她喜歡和孩子們親近，只是，“只要稍微接近，就會被跳蚤咬六十多個包”。這個年輕時頗有些“王祖賢味道”的女人，如今腿上布滿了跳蚤留下的傷痕，甚至夏天也不敢穿上裙子。
　　
　　從洗臉、刷牙、洗澡開始，她慢慢教會那些孩子如何“保持個人衛生”。一個電視記者來到這個村莊后發現，如果農戶家里有兩把牙刷，那這兩把牙刷肯定屬于兩個上過小學的人。
　　
　　可是，一旦拋開孩子們帶來的成就感，張平宜面對的總是非常具體的困境。大營盤小學周邊沒有水源，幾年前，當地政府在這一帶山區修建了引水工程。不過，大營盤是這條水線的最后一站，一部分水管暴露在地面。有時，一頭牛踏過去，或一個口渴的人截開水管，都可能給學校帶來“停水災難”。
　　
　　有時停水要長達一個星期，學校里堆滿了大大小小的汽油桶，張平宜“就坐著小馬車去鄰近的村落運水”。
　　
　　不過，就在2010年，張平宜從臺灣請來了一個水利專家，甚至從遙遠的對岸運來“一根根水管”。他們用了將近五十萬元人民幣，在荒山上建成了一個個水窖，如今，就算停水，他們也可以在三天的時間里自給自足。
　　
　　在這個村莊里，因為大營盤小學而改變自己命運的孩子越來越多，甚至鄰近的孩子都會到這里求學。眼下，這座曾經“快要撐不下去的小學”，已經有了一百多個畢業生，13個公辦教師，他們有著整潔的教室和食堂，甚至還有村里的第一棟公廁。
　　
　　但問題遠未完結。小學畢業后，孩子們必須每天走路三個半小時去縣里讀中學。對麻風病人子女的偏見還沒有消除，他們的住校請求不能被批準。張平宜咬咬牙，“好，那么我就來蓋一所中學。”鄰縣的縣長同意批給她一塊地，但當她興奮地帶著從臺灣募集來的錢款回到涼山彝族自治州時，前任縣長已經調離，新任縣長拒絕了批地的請求。這個失望至極的女人大哭了一通。
　　
　　當時間推移到2009年，為了解決麻風村子女的入學問題，四川省扶貧辦在大營盤小學的校園內，用260萬元蓋起一座氣派的中學。張平宜和她的同事們興奮極了，為了迎接新中學的到來，他們翻新舊教室、綠化花園。
　　
　　可直到現在，那所中學仍沒有一個正式的名字，窗明幾凈的教室里也沒有一個學生。當地教育部門遲遲沒有派駐老師，而那些住在山上的孩子為了求學，仍然不得不每天步行三個半小時。
　　
　　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下，很少有孩子能夠堅持讀完中學，“走路又遠，功課會跟不上，還常常被同學歧視和欺負。”最讓張平宜難過的是，愿意繼續留在學校讀書的孩子正在逐年減少。為了給孩子們找出路，她又“強迫”在青島開辦工廠的弟弟，為想要外出打工的學生們提供職業技術培訓。
　　
　　“我的十幾年青春，就這樣獻給了這里。”她感嘆道。
　　
　　一個曾經去過張平宜臺灣的家里做客的朋友還記得，她的家是一棟四層樓的山邊別墅，家中有一個用人。這個有著很好藝術修養的女人，“把家里的每一處都布置得很優雅，過著優越的生活”。
　　
　　只是，原來那些“逛街、喝下午茶的日子”，如今只能放在記憶里了。這個在臺灣不曾下過廚的太太，已經能在大營盤給一百多個孩子做午餐。她甚至將咖喱、麻油雞這些孩子們從來沒有嘗過的食物，帶到了大山中的食堂。
　　
　　但這個“女強人”也偶爾會流露出脆弱的一面。有時候，遇到一些煩心事兒，她只有請朋友抽煙斗，“借助慢條斯理的煙草氣息，放松瀕臨失控的情緒”。她有一定程度的神經衰弱，常會失眠，她的手袋里總塞著幾包松弛神經的藥物。
　　
　　許多臺灣朋友都不能理解，“為什么這個瘋子要跑到一個山坳坳里的麻風村，去吃這樣的苦”。但對這個女人來說，在這片大山里，她似乎背負著某種使命，“我是一個母親，看到麻風村的那些孩子，我無法掉頭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