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陶勇，一名眼科醫生。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最近我領證了。大家猜是什么證？
　　
　　是坐地鐵可以坐黃座、去公園不用買票的那個證——殘疾人證。
　　
　　能領到這個證，我覺得我很幸運，也感到很知足。我是2023年1月朝陽醫院暴力傷醫事件中被砍傷的醫生，能死里逃生，我認為這是上天對我的眷顧。
　　
　　2023年1月20日，臨近春節，我原以為那天和任何普通的一天都是一樣的，但沒有想到，一個“春節大禮包”正在向我靠近。
　　
　　那天，我正一如既往地低頭看病例，抬頭做檢查，突然聽到一聲尖叫。我還沒有反應過來，就感覺后腦勺“嗡”的一下，我的頭受到特別沉重的暴擊，我感覺像一個重物砸在我的頭上。頓時整個腦袋昏沉沉的，我強忍著疼痛和眩暈，向門口跑去。
　　
　　在跑的過程中，我回頭一看，一把菜刀正在向我揮舞，于是我下意識地開始奔跑。
　　
　　在一陣尖叫和嘈雜聲中，我跑到樓梯的一個死角。當時我看見慌亂的人群中，一把菜刀正一刀一刀地砍向我。
　　
　　關于那次事件，這就是我為數不多的記憶。
　　
　　第二天，我成了媒體報道的對象。之后，我住進重癥監護室，在那里待了兩個星期。
　　
　　那兩個星期是我人生中最黑暗、最冰冷的兩個星期。我第一次知道，原來被利器砍傷的時候并不疼，真正疼的是之后的恢復期。
　　
　　當時我的大腦因為水腫，疼痛難忍；而我的左手，就像持續握著一個冰柱子一樣，冰冷刺骨，我根本就感覺不到胳膊的存在。
　　
　　那段時間，我日日夜夜都在接受著“嚴刑拷打”。其實身體的疼痛，時間一長就變得耐受，我沒有想到更殘酷的事情緊隨其后，當派出所警察找到我，告訴我兇手的名字時，我就蒙了：怎么會是他？
　　
　　當時我躺在病床上，看著天花板，又看了看自己被紗布包裹的左手，沒找到答案。那是我第一次對從醫的初心產生動搖。
　　
　　那段時間我躺在病床上，身體的疼、心里的痛，一次次提醒我，也讓我回憶起了小時候要當一名醫生的初心。
　　
　　我出生于1980年，媽媽在新華書店工作。小時候我特別愛看武俠小說，尤其是金庸的武俠小說。
　　
　　我和小伙伴討論，總是會問：“你要做書里的哪一個人物？”他們總是說要做郭靖、楊過這樣的大俠，神功蓋世。
　　
　　可是我覺得，大俠受了傷，總是要找神醫來救治，而神醫總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而且一出手就能把他們治好。
　　
　　那個時候我就有了神醫夢，總是想自己將來要是當一名醫生就好了，行醫就是我行俠仗義、救死扶傷的江湖夢。
　　
　　在這段江湖夢中，為了行俠仗義，我曾經為患者墊醫藥費，也曾為了救死扶傷，免費給患者做手術。
　　
　　有一個患者讓我印象非常深刻，他的眼睛患有先天性高度近視，視網膜脫離，在別的醫生那里，他一年中經歷了3次手術。他最終找到我的時候，眼底幾乎沒有辦法治療。他去找別的醫生，卻被告知他只能放棄，而且最終的結果是眼球萎縮。但是我不甘心，我想起了那個神醫夢，我想我要是能把他的眼睛治好，該有多好。
　　
　　于是，看著那只幾乎要失明的眼睛，我還是把他拉到手術臺上，花了兩個小時為他做手術。他萎縮的視網膜是怎樣呢？打個比方，就像原本柔軟的衛生紙被灑了一層膠水，最后膠水干了，衛生紙皺成團。要通過手術恢復視力，就像讓這種衛生紙恢復柔軟一樣困難。但最終手術成功了，而且我還給他減免了不少費用。
　　
　　但沒有想到，視力恢復之后，他變成那個拿著菜刀向我砍來的人。
　　
　　從重癥監護室出來后，我的身體逐漸好轉。有一天，我一個人坐在病房，看著自己的左手。“為什么這件事會發生在我身上？”這句話始終盤旋在腦海里，像一句咒語，我根本沒辦法將它驅逐。
　　
　　作為一名醫生，我曾經勸過數以萬計的病人，對他們說：“無論你面對的是什么，一定要想開一點兒，樂觀一點兒，因為未來還有無限可能，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再難，我們都要堅強地面對，要好好活著。”
　　
　　這些話，最終我必須送還給自己。那個勸別人的人，也成了被別人勸的人。
　　
　　一名拿手術刀的眼科醫生，失去了拿手術刀的能力，這意味著過去20年我在手術臺上付出的所有努力、灑下的所有汗水，都化為烏有。
　　
　　接下來，我能在醫療行業做什么？我還能為患者提供幫助嗎？我還能像原來那樣去拯救患者嗎？我還能用我這雙殘缺的手，去為家人遮風擋雨嗎？我開始尋找人生的坐標和參照物。
　　
　　在過去，一共有5雙手成為我的坐標和參照物，這5雙手把我從厄運的深淵中拽了出來。
　　
　　第一雙手，就是當天一位患者家屬的手。在我被襲擊的那天，這位患者家屬——一位母親，她不顧自己的安危，用自己的右手赤手空拳地迎向菜刀，幫我擋住了致命的一刀。
　　
　　2023年5月13日，當我恢復了出診，再次見到她的時候，她完全沒有顧及自己的傷勢，而只是關心我，還把大家捐給她的6000元錢，捐給了比她更困難的盲童。當我看到她右手的傷疤時，我感到一陣刺痛，刺得我睜不開眼睛，因為這雙手的主人在看到我的時候，眼里只有我，沒有自己。
　　
　　她告訴我，因為我在診療時想著幫她女兒減少治療時間，這樣她一周就可以少跑兩次醫院。她心里想：陶主任把我女兒當成他的孩子和家人，我就把他當成我的家人。她說：“陶醫生，你保護我的孩子，我保護你。”
　　
　　那天她走后，我就問自己，她赤手空拳幫我擋了一刀，給了我重生的機會，我有什么理由繼續消沉下去？所以這雙手，我稱之為“感恩”。
　　
　　第二雙手，是一個中年男人的手，這個中年男人有一個兒子，名叫天賜，他說因為兒子是上天賜給他們全家最好的禮物。天賜是我診治時間最長的孩子，父子倆見證了我從醫學生走向醫生的過程，我也見證了這段血濃于水的父子之情。
　　
　　2005年，兩歲的天賜因為惡性腫瘤——視網膜母細胞瘤，摘除了左眼。為了保住他的右眼，十多年來，天賜的爸爸日夜陪伴著孩子在北京進行治療，白天他們在醫院接受化療，晚上他們睡在火車站和地下通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