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季老的散文集、雜文集剛上市那會兒，我們買了幾套，沒事就念給姥姥聽。
　　
　　雖說是大學問家，可書里的國事、家事都寫得那么入情入理，不矯情不做作，大白話里透著深刻的人生哲理，這樣的文章姥姥愛聽，有些段落我反復給姥姥念。日子久了，姥姥常會打聽這個老頭兒的一些事兒，我也一遍一遍地把我知道的、聽說的、從書上看到的跟她細說。
　　
　　慢慢地，愛翻書的姥姥手里又多了幾本季老的書。有一天回家，我看見姥姥正手捧一本季老的雜文，戴著老花鏡端坐在落地窗前的竹沙發上，口中念念有詞。我們都笑了。生人要是初次見到這場面，一定以為姥姥是一位做學問的教授呢。
　　
　　姥姥不識字，卻崇尚文化。在姥姥的秤上，字的分量最重，書最值錢，多貴的書姥姥都說值。
　　
　　“二十幾塊錢能買個啥？買個吃的一會兒就吃完了，買本書吃一輩子。好的書可以讓下一輩兒接著吃，上算。”
　　
　　姥姥說買季老的書更上算：“人家書上說的都是咱家也有的事，遇上解不開的疙瘩，看看人家季老頭兒是怎么說的。”
　　
　　也不知從哪天起，姥姥在季老后面加上了“頭兒”，于是季羨林就變成姥姥嘴里的季老頭兒了。日子久了，我們也跟著姥姥叫“季老頭兒”，好像季老是我們村一個普通的老頭兒，全家都叫得那么順嘴。
　　
　　姥姥看季老頭兒的書多半是看書里的照片，整天看、反復看。
　　
　　我表妹說：“別看了，再看就看上人家了。”
　　
　　姥姥也不客氣：“這季老頭兒年輕的時候可是個不磕磣（丑）的人。”姥姥指著季老留學德國時那張穿西裝的照片，那時的季老確實很精神、很帥氣。
　　
　　我逗姥姥：“你看上人家，人家還看不上你呢。人家多大的學問，人家會好幾種語言，你就會寫個自己的名兒。”
　　
　　姥姥不無憂傷地無數次感嘆：“俺是沒遇上好社會、好家庭，沒攤上個明白的爹媽（姥姥的哥哥、弟弟都念書了），要不我怎么也得念念書、上上學，弄不好我還是季老頭兒的同學呢！”
　　
　　我們幾個后輩哈哈大笑，姥姥自個兒也笑出了眼淚。
　　
　　一個九十多歲的老人，身上的血水已經沒有多少了，這珍貴的淚水飽含了姥姥怎樣的渴望和遺憾，只有我明白。“姥姥，你不是常說一個人一個命，一個家一個活法嗎？咱別和人家比。在我的眼里，你沒上過學也照樣是文化人，我相信，你就是季老頭兒的同學。”
　　
　　我急于安撫姥姥那顆痛楚的心，極力保護姥姥那份美好的渴望。從此，我們稱姥姥為劉鴻卿同志，是季羨林同志的同班同學。
　　
　　姥姥心里一定是為自己沒讀書糾結了一輩子啊。
　　
　　我也勸她：“讀書其實也是挺苦的一件事，書念多了，痛苦也就多了。”
　　
　　姥姥說：“書念得多的人比別人多活了好幾輩子。念了書就算不出門也哪兒都去得了。兩條腿再能走，這一輩子能走多遠？認了字看了書想上哪兒跟著書走就行了。”
　　
　　“哎，姥姥，你沒念過書怎么那么了解讀書人啊？”
　　
　　“咱還不會看嗎？俺那地兒沒念過書的那些人，歲數一大就像傻子一樣，你們這兒的人，那些電視上的干部，多大的歲數都精精神神的，人家肚子里有東西啊！再說了，有苦也不是壞事，苦多了甜就出來了。你吃一塊兒桃酥試試，又甜又香，你再吃一斤試試？你就想找塊咸菜往嘴里塞。孩子，別怕苦，苦的兄弟就叫甜！”
　　
　　姥姥沒念過課本，可一直在念生活中的書。
　　
　　姥姥和季老同是山東人，年齡相差三歲，都差點兒活到一百歲。然而他們走的人生之路完全不同，日子也過得千差萬別。
　　
　　有一年去南開大學參加校慶，我在那兒遇上了季老。回來我跟姥姥說：“今天碰見你同學了啊！”姥姥一聽就知道我說的是季老，因為姥姥在這個世界上只有這么一個“同學”。
　　
　　我說：“季老也挺可憐的。這么大歲數的一個老頭兒，這么冷的天，里外穿了四件毛衣。不好看不說，關鍵是多不得勁呀！有的毛衣磨得只剩下線了。四件毛衣的袖子套在一塊兒，胳膊都不能打彎兒，季老站在主席臺上，胳膊伸著像個稻草人。況且，也不暖和呀！老頭兒臉凍得煞白。又不是沒錢，買個絲綿襖寬寬松松地穿上又暖和又舒服。”
　　
　　轉天姥姥就叫我去買塊藏藍色絲綢，再買一斤二兩蠶絲綿，她要給他同學做件棉襖。
　　
　　這回我沒逗她，立刻就去了當時的友誼商店，又跑了元隆綢布店，把姥姥要的東西買齊了。只一個星期，姥姥就把棉襖趕制出來，拽斷最后一針線，我就給季老送去了。那天我還帶了我們山東的水疙瘩咸菜和姥姥蒸的全麥饅頭，都是季老最愛吃的。
　　
　　在堆滿厚書的小屋子里，季老吃著饅頭、咸菜，穿著老鄉給他做的絲綿襖，頻頻點頭。我相信老人家激動了，我也有些心酸。多么大的名人，多么大的學者，日子不也就這樣嗎？我想起姥姥常說的一句話：“不想遭罪的人得遭一輩子罪，想遭罪的人遭半輩子罪就行了。”季老年輕時就奮斗，奮斗了一輩子不也沒享多少福嗎？福到底是什么？
　　
　　我回來問姥姥。
　　
　　“這么個過法對他可不是遭罪，人家這就是享福。對季老頭兒來說，不寫書、不看書就是遭罪，守著書睡覺比守著錢睡覺享福。他愛吃咸菜可不是想遭罪。”
　　
　　姥姥以她的針線給大文化人縫著絲綿襖，我相信姥姥是快樂的、得意的。已經多少年不做針線活兒的姥姥手戴頂針，穿針引線依然是那么嫻熟。
　　
　　姥姥對季老的關心還是源于我。
　　
　　寫出《日子》的時候，季老曾開我的玩笑：“人家倪萍現在也是作家了。”我真是臉紅，《日子》不過是一堆廢話，季老竟說他也要一本。
　　
　　我心里還是想送去的，問姥姥：“這合適嗎？和季老的書比，咱這是真正意義上的小書啊。”
　　
　　姥姥說：“要書不丟人，給書也不丟人。沒聽說哪個大人不讓小孩子說話的，有時候小孩子能說出一堆大人的話。”
　　
　　姥姥和我都清楚，季老寫的是大書，我寫的是小書。我硬著頭皮給季老送去了一本《日子》。
　　
　　后來，有一年季老回山東老家官莊給他母親上墳，我帶攝制組跟機采訪，順便把三歲的兒子也帶上了——讀好書，交高人嘛。
　　
　　我們是坐火車去的，一路上季老都看著窗外，偶爾看看車廂里的人，逗逗孩子，話不多卻很溫情。你如果不認識他，一定以為這是個地道的鄉下老頭兒。
　　
　　家，實際上已經沒有了。父母不在了，兄弟不在了，兒孫也不在，回家看誰？可季老依然那么急切地往家奔。
　　
　　我一路也在盼著。
　　
　　離縣城只有三十公里的官莊是個挺大的村子，村里有五百多戶人家。有電視的人家不到一半兒，大部分還是黑白電視，于是我就被很多老鄉誤認為縣里來的干部。
　　
　　八月六日是季老的生日，那天清晨我們攝制組是和太陽一起走進官莊的，我們想趕在季老回官莊給父母上墳之前拍拍官莊。一進官莊，我們就知道來遲了，因為官莊那天家家戶戶都起得很早，六點多鐘許多好熱鬧的小孩子、婦女已經聚集在街頭。村莊的街道被人們打掃得一塵不染，雖然是土路、土房子，可會讓人覺得這是鄉親們用鄉情為季老鋪下的一塊塊最松軟、最好的地毯。我被感動了。
　　
　　更讓人感動的是，村里許多人不知道季羨林是多么了不起的人，更不知道他如今是什么身份，他對國家有什么貢獻，他們只知道他是官莊人。上午八點季老回家了，“家”里有上千人在村口等著他，季老不停地握著每個人的手，嘴里說著什么。
　　
　　季老帶著從芝加哥回來的孫子季泓在墳前長跪不起。他和官莊最普通的百姓一樣，給爹媽擺上了點心、水果，還有雞鴨魚肉。如果二位老人泉下有知，一定會感到十分安慰——他們唯一的兒子，在九十歲時還能回來看望父母。
　　
　　回到北京，我們把季老請到臺里的演播廳，做了一期談話節目《聊天》。季老很少上電視，那時候電視上談話節目也很少，季老給足我面子，我們說了很多小事、家事。
　　
　　我讀過很多遍季老的散文《永久的悔》，每次讀，都有一種痛的感覺。
　　
　　我們山東有句老話，說“兒子長得特別像媽”，所以我問季老：“您長得像母親嗎？”
　　
　　沒想到，季老說：“不知道，我母親什么樣子我記不清了。”
　　
　　“一張照片都沒有？”
　　
　　“沒有，窮得連飯都吃不上，哪還有照片？”
　　
　　“我在母親身邊只待到六歲，現在回憶起來，連母親的面影都是迷離模糊的。特別有一點，我無論如何也回憶不起母親的笑容，她好像一輩子都沒有笑過。家境貧困，兒子遠離，她受盡了苦難，笑容從何而來？”
　　
　　在節目現場，我們特意請來濮存昕朗誦了一段季老的《永久的悔》。朗誦結束，所有人都被深深地感染了。我當時真想告訴已經長眠在官莊的季老的母親，她窮盡一生恐怕也無法想象，自己養育了一個多么了不起的孩子。從這個意義上說，她是一位偉大的母親。
　　
　　看了這期節目后，姥姥說：“人哪，該干啥的就得去干啥，季老頭兒會寫書不會說話，坐那兒像要睡著了。”
　　
　　季老說他母親長什么樣兒他都記不清了，模模糊糊記得，六歲他離開家去濟南那天，母親是倚在門框上的，日后母親留在他記憶中的永遠是這個畫面。他這一走就再也沒回過這個家，再也沒見著母親，直到回來為母親奔喪！
　　
　　他說見到母親的棺材停在門廳的那一瞬間，他恨不能一頭撞死在棺材上隨母親而去。如果還有來世，他情愿不讀書、不留學、不當教授，就待在母親身旁娶個媳婦、生些孩子、種些田地。悔呀！
　　
　　那幾日姥姥長吁短嘆。我問姥姥，如果你是季老的母親，你有這么一個兒子，你是送他出去讀書，還是留他在身邊種地？
　　
　　姥姥脫口而出：“送出去呀！天下有兩個媽，一個是大媽，一個是小媽。孩子也有兩個，干大事的孩子、干小事的孩子。季老頭兒的媽是個大媽，孩子也是個干大事的孩子，必定要送出去。”
　　
　　姥姥說的大是偉大，偉大的母親用更遠大的母愛把孩子舍出去為天下做事，不管情愿不情愿，不管自己有多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