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到大，我們都被教育要“明辨是非”。但在我看來，醫療行業是最沒有“是非”的行業。
　　
　　不論是江洋大盜，還是人民公仆，生命的價值都是一樣的。醫生沒有選擇病人的權力，更沒有替天行道的權力。
　　
　　曾經有個頗有哲思的醫學倫理辯題：一個死刑犯被送往刑場執行死刑，卻在路上遭遇車禍。此時，醫生該怎么做？能否因為死刑犯是將死之人而見死不救？答案是不行。醫生在面對這種情況時，無論如何都要救人，等到死刑犯被救活之后，再執行死刑。
　　
　　一個忙碌的值班夜，急診室連續接收了兩個有嚴重外傷的病人。一個是拾荒的中年婦女，她在路邊撿拾瓶瓶罐罐時，被超速的車輛攔腰撞上，送到醫院時已經沒有心跳與血壓。急救無效之后，我們只好宣布她的死亡。
　　
　　另一位則是這起事故的肇事者。在撞倒拾荒婦女后，他駕駛的車輛失控沖向路邊護欄，整個車身變形，人也被卡在車內動彈不得。病人被送到醫院時，全身有多處外傷與骨折，再加上渾身的酒味和胡言亂語，讓人分不清他究竟是醉到不省人事，還是頭部外傷造成了意識模糊。
　　
　　我們一邊固定這個病人的骨折處，一邊脫下他的衣物進行全身傷口檢查。他的衣服上混著汗水、血跡，還有充滿酒味的嘔吐物，刺鼻的臭味讓人想靠近都難。或許是因為傷口疼痛，再加上意識不清，他口中的臟話一刻也沒停過，甚至試圖揮拳攻擊醫療人員。大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壓制住他，但仍控制不了他口無遮攔地破口大罵。
　　
　　“酒駕真是糟糕，自己不要命就算了，還連累無辜的人！”大家雖然忙著救人，但是對他的行為實在無法茍同。“我實在搞不懂，為什么我們要花力氣、費資源救這種自尋死路、害人害己的人？”一位被他吐了一身穢物的住院醫生忍不住抱怨。
　　
　　沒多久，死者的家屬來了，當知道自己的親人已經慘死輪下時，群情激憤的眾人要找肇事者理論，被我們趕緊擋在急救室門外。“殺人償命！”“一命抵一命！”家屬隔著鐵門對里頭大喊。
　　
　　“你們為什么要保護這種人？”我剛好走出急救室，被憤怒的家屬攔下來質問。為避免徒生事端，我什么話也沒說，快步離開。
　　
　　檢查結果顯示，肇事者有骨盆骨折造成的內出血，于是，我安排了血管造影栓塞治療。將病人從急救室推往血管造影室的路上，死者的家屬又是一陣追打。或許是由于過度悲慟而情緒失控，醫護人員也成了他們的遷怒對象。
　　
　　“這種人讓他死掉就算了！”“你們把他救活，根本就是幫兇！”死者家屬一句又一句的咒罵，像一把利劍刺進我們的心坎。我們難道是因為站在肇事者這一方才施救的？
　　
　　有那么一刻，我突然也對自己的身份和工作感到迷惘——我為什么要救這個肇事殺人的醉漢？
　　
　　但我馬上恢復了理智。眼前這個病人或許十惡不赦，但我是否有權力替天行道，不去治療而放任他死亡？顯然，我沒有這種權力。我只是醫療服務的提供者，不是正義的仲裁者，更不是法律的執行者。盡管我的是非觀念告訴我，此人死有余辜，但我還是必須本著良心，救治這樣一個病人。
　　
　　只是所謂的“良心”，究竟是忠于專業，還是忠于是非？
　　
　　思緒一轉，急促又尖銳的救護車鳴笛劃破夜空，救護車前后各有一輛警車開道。雖然病人還沒送來，但看到如此大的陣勢，在急診室待命的我們立刻知道此事非同小可。
　　
　　原來，離醫院不遠處發生了一起重大社會案件。原本只是酒店客人間的口角之爭，在警方到場調解后，竟然演變成警匪槍戰。共開了十幾槍，雙方都有人中槍，均被送到本院治療。
　　
　　一名警察雖然身中三槍，但所幸都是肢體上的傷害，沒有生命危險。照完X光后，發現其中一顆子彈卡在病人大腿里，造成骨折，因此很快將其交由骨科醫生進行手術。
　　
　　另一個人雖然意識清醒，心跳、血壓也還算穩定，但胸口與腹部各有一處彈孔，很明顯，子彈已經穿透胸壁與腹壁形成穿刺傷。
　　
　　“你去幫病人，插32號胸管，我來安排手術。”看完前一個大腿中槍的病人后，我走過來看了這個病人一眼，接著告訴住院醫生我的決定。
　　
　　“放胸管？不用先照X光片？”住院醫生對我的處置似乎有點疑慮。
　　
　　“這是明顯的開放性氣胸，照與不照X光都不會改變他需要插胸管的事實。”長期以來處理各種外傷的經驗，讓我幾乎已經對各種狀況形成了條件反射。
　　
　　“他目前沒有明顯的出血性休克，為什么要馬上手術？”住院醫生接著問我。
　　
　　“子彈已經穿透腹壁進入腹腔，手術的目的是為了確定子彈沒有貫穿腸子或其他器官。”在臺灣地區以外治療槍傷經驗豐富的醫學中心，或許會針對某些特定病人，選擇性地實施非手術療法，先采取保守的治療與觀察，若病情出現變化再進行手術。但在臺灣，因為槍傷不普遍，所以，凡是貫穿腹壁的槍傷，幾乎都會對病人進行剖腹探查或診斷性腹腔鏡手術，以確保子彈對腹腔內器官沒有造成傷害。
　　
　　我走出急救室，向在外面等候的家屬說明我的處置方案，以及馬上要去手術的決定。陪同的警察大哥知道自己的同事沒有大礙，松了一口氣。反而是另一方氣急敗壞，大聲指責開槍的警察：“喝酒打架而已，需要開那么多槍嗎？出了人命你們怎么負責？”警察不作聲，沒有和他們爭辯。我隱隱約約聽到家屬說要找媒體與民意代表出面，控訴警方執法過當。
　　
　　臺灣因為有槍支管制，槍傷相對罕見，再加上事件具有新聞性，因此格外引人注目。手術結束后，果然有一群媒體記者圍在重癥監護病房外等候消息。基于保護病人隱私與不亂發言的原則，我刻意從側門離開，避開媒體記者，打算等第二天早上由院方開新聞發布會來發布消息。
　　
　　但當晚槍戰的新聞已經傳得沸沸揚揚，其中也包含了幾則有關質疑警方執法過當的報道，家屬聲淚俱下地對著鏡頭表示，他們只是善良的老百姓。
　　
　　看到新聞的時候，我不禁想，警察為了執行公務而開槍，理論上應該是代表正義的一方，但從家屬或輿論“傷者為大”的觀點來看，善與惡的界限似乎開始模糊。我想不通這個中的道理，似乎孰善孰惡也不是任何人可以置評的。
　　
　　第二天早上遇到同事，他問道：“聽說昨晚有警匪槍戰，你給其中一個中槍的病人做手術，他是好人還是壞人？”
　　
　　“我不知道他是好人還是壞人，我只知道他是我的病人。”我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