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縣政府辦公室的一名通訊員，每天的工作除了收發郵件，打個雜外，還給縣長、副縣長們分發信件報紙、打掃衛生。
　　
　　這天上班，我又照例給領導們分發報紙，在整理信件時，一封寫有縣長（親）收的信引起了我的注意。這封信由于寄信人的馬虎，信口沒有粘牢且大開著，里面的信已漏出一截，是什么人給縣長寫信，而且還要親收，是好事還是壞事？我的好奇心上來了，于是我關上辦公室的門，撕開了那封信……原來這是一封舉報信，說大王鄉大王村的村支書王栓“吃喝嫖賭抽，坑蒙拐騙偷”，無惡不作，橫行鄉里，群眾們敢怒不敢言，只得請縣長派人管管去。
　　
　　說起這個大王村，我心里有些印象。它地處騰格里沙漠邊緣，是全縣比較偏僻落后的一個村，聽說村支書王栓原來在外面承包工程，后來不知道通過什么渠道當上了村支書，但我沒見過。此刻的我，心里忽然涌動一種想法，決定趁后天是雙休日去大王村走一趟。
　　
　　星期六早上，我早早地就來到了汽車站，經過近三個小時的顛簸，我終于到了大王鄉，一打聽，大王村離鄉上還有十多里崎嶇的山路，我咬咬牙，邊走邊打聽，終于找到了大王村。剛到村口，就遇到了一個三十多歲的農村婦女。我告訴那女的，我是縣政府派來的，想了解村支書王栓的一些情況。那個女人一聽我是縣政府派來的，趕緊把我領到她家里，我隨即詢問村支書王栓的情況。想不到那女人頓時眼淚汪汪：“感謝政府，終于有人為我做主了……”
　　
　　這女人告訴我，她叫香菊，她的丈夫就是被王栓給逼死的。一年前，她家在承包地里種了5畝玉米，到抽穗的時候，王栓卻領著一幫人砍掉了那鮮活的玉米，為此她和丈夫到處告狀，卻沒人管，她丈夫一氣之下就喝了農藥。此外王栓還仗著是村支書又有錢，經常調戲村里的婦女，她就是其中的一個。我問：“你有沒有向縣上反映過？”“反映有屁用，他原來當過包工頭，有的是錢，他早就私下擺平了。”聽了香菊的敘述，我異常氣憤，這個村支書也實在是太囂張了，得讓他……我問香菊，知不知道王栓家的電話號碼，香菊說手機號不知道，有固定電話號碼。
　　
　　告別了香菊后，我回到縣城，吃過晚飯便來到公用電話亭撥通了王栓家的電話，真是巧極了，接電話的正是王栓。“我是縣紀委的，接到群眾舉報……”我把信的內容和從香菊那兒了解到的情況說了一遍，王栓在電話那邊有氣無力地說：“你想怎么樣？”
　　
　　“怎么樣？這封信的后果你是知道的，但這封信目前在我手里，其他人不知道，20萬元怎么樣？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我想詐王栓一下，如果能得到20萬元，就把這筆錢交給縣上。正當我等著王栓會低聲下氣地討價還價時，卻想不到王栓說了一聲：“老子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你愛咋辦就咋辦吧。”“啪”的一聲就把電話給掛了。此刻我呆若木雞，不知所措起來，想不到王栓這小子不吃我這一套，看來這人幾年的包工頭沒有白當，已經拿錢鋪好了路，疏通了關系，怎么辦？想到這，我便撥通了一個電話：“毛主任嗎？我就是前幾天打電話的那個小李啊，我手頭現在有一篇好題材，你看行不……”
　　
　　這個毛主任是國內一家較著名雜志的編輯部主任，作為一名文學愛好者，我業余時間經常給這家雜志投稿，也就認識了這位毛主任。前幾天他給我打來電話，想約一篇紀實稿，題材不限，稿費千字千元，當月還進行評獎，若是寫得好，那就是萬把塊錢。
　　
　　那個毛主任聽完我的一番敘述后，當即表態道：“最近雜志正在開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專題宣傳，上月刊登了一篇村支書帶領農民奔小康的正面報道，正缺一個反面，題材可以。”聽了毛主任的表態，我信心大增，決定將王栓的所作所為來一個深入剖析，寫一篇稿子。說干就干，我立即挑燈夜戰，可寫了一半就寫不下去了，主要是關于王栓的罪行我了解到的太少了，我決定趁幾天后的周末再去大王村一趟，除那個香菊之外再找一兩戶農家進行采訪。
　　
　　時間就是金錢，真實是紀實稿的生命，又一個禮拜六早上，我來到了汽車站，正在等車時，忽然有人在我的肩上拍了一下：“大兄弟，你去哪兒啊？”是一個女人的聲音。我嚇了一跳，急忙轉過頭一看，原來是那個香菊。我問她來城里干啥，她說進城找我，問一下告王栓的事怎么樣，并問我去哪？
　　
　　我沒有把那天敲詐王栓20萬塊錢的事跟她說，只是說現在的媒體威力大，一曝光上上下下都知道，比舉報信不知強多少倍。香菊一聽說道：“那我聽你的，越快越好，小心夜長夢多，那王栓路子廣著呢。另外，你走后我又搜集了王栓的一些罪行，今天進城就是想跟你說。”我一聽，立即將香菊領到了我的宿舍，三天后，那篇紀實稿子寫好了。
　　
　　經過毛主任的力薦，我那篇1。8萬字的紀實稿在選題會上一致通過，并刊登在頭條，拿到樣刊后的我欣喜若狂，此刻我心想，王栓，你死定了，我讓你貪貪貪，到頭來身敗名裂，這樣的著名刊物刊登，好比是一枚重磅炸彈，看看你怎么垂死掙扎吧。想到這，我撥通了王栓家的電話，可始終沒人接，正當我準備掛電話時，那邊卻傳來了一個小孩子的聲音：“你找誰啊？”
　　
　　“王栓在吧？”我邊問邊想，這一定是王栓的兒子。那小孩道：“你再找不到我爸了，他前幾天死掉了。”什么？王栓死了？此刻我渾身一震，王栓怎么會死？是不是和我這篇文章有關？在我發愣的時候，那個孩子掛斷了電話。我當機立斷，必須盡快搞清他是怎么死的，我決定第二天再去大王村，首先要找到香菊，因為她是我在大王村的唯一聯系人，而且關于王栓的很多罪行都是她一手提供的。可當我來到香菊家時，門卻是鎖的，怎么辦？
　　
　　已經到了這個地步，我必須到大王村實地考察一下，村委會所在地香菊曾跟我指過，要翻過兩座小山。半個小時后，我看到了村委會，一面國旗正在圍欄山迎風飄揚，忽然我聽到了嗩吶聲，這種凄涼的聲音只有死了人才有，再往前走，是一片黑壓壓的人群。我納悶地走到跟前，只聽嗩吶聲，哭聲響成一片，“王栓同志永垂不朽”一條橫幅底下掛著一副遺像，雖然從來沒有見過王栓一面，但這場面我意識到王栓真的死了。可令我迷惑的是，一個十惡不赦的村霸死了老百姓應該拍手稱快的，可怎么會舉行這樣一個隆重的追悼會呢？足有上千人。
　　
　　正在納悶時，我忽然看見了市政府的王市長也在人群中。作為一個縣政府辦的通訊員，我見過他們，此時我的腦袋“嗡”的一下炸開了，怎么市長也來參加追悼會？
　　
　　這時，我眼睛一亮，原來那個給市長開車的小車司機也在這兒，我和他認識，于是急忙走上前跟他打招呼，問市長咋知道王栓死了？小車司機悄聲對我說：“眼下全市正在開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活動，市領導班子成員每人聯系一個貧困村，正巧王市長從雜志上看到了大王村支書王栓的案情后，非常氣憤，他今天悄悄來是想先了解一下情況，可想不到趕上他的追悼會了。”小車司機邊說邊從隨身攜帶的公文包里拿出一本雜志說道：“你看，王市長就是看了一位叫正直的人報道了王栓的犯罪事實后才來的。”他邊說邊將雜志遞了過來，我大吃一驚，因為這篇文章就是我寫的，而這個“正直”就是我的筆名。我故作鎮定地問道：“那王市長了解的情況怎么樣？”“完全是一派胡言，王栓是個好支書，一看這個場面就知道了。”小車司機說完朝市長走去。
　　
　　此時的我一身冷汗，連香菊也不敢找了，趕忙鉆出人群往縣城趕，回到宿舍后，我覺睡不著，飯吃不下。這事連市長都來了，如果王栓是冤枉的，且死與這篇報道有關，我不就成了殺人兇手了嗎？
　　
　　第二天早上，我就聽到政府大院里的人到處在談論那篇報道和王栓的事，我不敢聽，趕緊跑回了辦公室，剛坐下就聽到電話鈴響了，是門衛打來的，叫我下去一趟，門外有人找我。會是誰？我一路小跑來到門前，原來是香菊，此時我做賊心虛，將她領到我宿舍。剛進門，我就大聲地責問她究竟是怎么回事，香菊卻自己跪下了：“多謝大哥將那篇報道登上雜志，我的事有救了，你瞧，連市長都來了。”我氣得一拍桌子：“你高興了，可把我害苦了，我問你，你為啥捏造假材料陷害王栓，害我？”香菊瞪著眼睛看著我：“你知道了？”“怎么不知道？”我把自己昨天去大王村巧遇市長的前后經過詳細地說了一遍，“這么說，王栓是個好村支書，可你為啥要陷害他呀？”
　　
　　“大哥，我也是迫不得已的啊，不這樣做，我們這個山溝就永遠沒人重視，永遠要受窮，王村支書為我們辦的好事也無人知曉……”
　　
　　原來大王村地處偏僻山溝，受條件限制，這里一直貧困落后，在外搞工程的王栓毅然回到家鄉帶領鄉親們脫貧致富，經過調查，這里適宜種植玉米，每畝可收入3000元以上，可鄉上的主要領導卻不同意，非要他們種植銷路不暢的煙葉。王栓因此事得罪了鄉政府，這以后鄉政府處處與王栓作梗，上面來的各種救濟款和補助款都沒有大王村的份。倔強的王栓將自己的全部積蓄用在村民身上，由于積勞成疾，他患了胃癌，并已到了晚期。從外面打工回來的香菊知道此事后立即把這些情況不斷地向上級寫信反映，可總是石沉大海，實在沒辦法，香菊便瞞著王栓想了這樣一個“顛倒黑白”的辦法，因為，眼下一些部門和領導對腐敗的事感興趣，抓得緊。
　　
　　聽了香菊的敘述，我連忙把她扶起，隨即往雜志社打了個電話，解釋了原因，那位毛主任聽了我的敘述后，說道：“如果這樣的話，那你就得再深入寫一篇文章了。”
　　
　　正如香菊所說，王栓的案件曝光后，省市縣派來調查組，那個王市長親自坐陣，王栓果然是一名好支書，并撤換了大王鄉主要領導，我根據調查材料并深入采訪后又寫了一篇紀實稿……
　　
　　又一個雙休日，我坐車來到了大王村，在王栓的墳墓前，我雙膝跪地，打著自己的嘴巴說道：“王支書，我太自私了，我不是人，請你原諒。”邊說我邊將那個著名雜志刊載王栓好支書的事跡文章點燃了起來。
　　
　　忽然，我聽見身后有哭泣聲，急忙回頭一看，原來是香菊不知啥時候也跪在地上，只見她三叩首后，說道：“王支書，咱大王村有救了，多虧了這位大哥，你就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