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讓功利，傷了國家的前途。
　　
　　我不愿看到收藏界變成一個徹頭徹尾談錢的領域。功利會傷害到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既然如此，就按照過去的說法：窮則獨善其身。
　　
　　現在人家叫我收藏家，我并不是很高興。過去收藏家必須有個標志——“著書立說”，沒有著書立說，你算哪門子收藏家呀？而且，今天的收藏，已經大大背離了收藏的原旨。收藏最初的宗旨，往大了說，是一個民族的記憶、證據，也是一個民族文化的實時標高，通過收藏，你能看到我們的商代、周代、秦漢、隋唐、宋元、明清，達到了一個什么樣的高度；往小了說，是滿足文人雅士的一些內心需求，幫他理解紛雜的世界。
　　
　　不幸的是，現在基本上，全社會的收藏已經轉變成為一個商業的博弈，至少99%是為了這個目的而來。所有人的說法都是“未來可以升值”，社會各角度都以“他是否買了貴東西”為標準。從我內心講，非常不喜歡：不是不喜歡別人加入這個隊伍，而是不喜歡把過去唯一干凈的凈地變得非常世俗化。
　　
　　每個人的目標過高，就跟唱歌似的，調子一起高了，誰都唱不上去。
　　
　　我有時也可以理解別人的世俗觀，比如，宗教應該是最脫俗的地兒，但今天很多宗教場所并不能免俗；同樣，我不能要求收藏界免俗，我們的社會處處體現世俗的話，讓收藏界變得高雅也是不現實的。但我也不愿意收藏界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與原旨無關的領域：大家都談我賺了多少錢、將來可能賺多少錢——我覺得這些沒有意義。
　　
　　其實我能感受到功利對我們嚴重的傷害，甚至對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的傷害。既然如此，就按照過去的說法：窮則獨善其身。這個“窮”是指精神上。這社會是一個精神貧窮的社會，但我一定要獨善其身，做好自己就可以了，我不能要求別人。
　　
　　我一個人不可能改善，只能保全我自己不同流合污，不向世俗低頭。人是要妥協和自衛的，你妥協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為了下一步的成功。過去人們說，尺蠖之曲，以求伸也——但今天的年輕人，第一，不懂得尺蠖之曲，不愿意退回來、軟一下；第二，認為前進就一定能成功，但他又沒有前進的能力，每個人都好高騖遠。
　　
　　我們常說“勵志”，但勵志的標準是很高的，很多成功人物背后往往有特殊的因素，如果把他們當作全社會的勵志標準，那就大錯特錯了，普通人就會認為上升通道不夠——問題是，你通到哪一站算夠呢？
　　
　　人光有自我判斷還不夠，很多人認為自己身懷絕技，怎么老也遇不到知音？就是因為對周圍環境沒有判斷。有一天我看到一個資料，說中國缺400萬個經理人。我認識的很多老板都說，缺有管理能力的人；我自己也是，想找一個有執行力的博物館館長，愿意出百萬甚至千萬的年薪，但是沒有這么一個人。干不了這個活，那你還說什么呢？你覺得你行，但具體的事兒你做不來，然后就會埋怨：團隊不好、環境惡劣、潛規則盛行，那別人怎么能夠生存呢？我覺得這是個社會的問題——每個人的目標過高，就跟唱歌似的，調子一起高了，誰都唱不上去。
　　
　　我們這個民族是不看書的
　　
　　我們今天全社會的文學修養都不夠，因為社會不躺在文學上生存。當然，我們更不注重史學。這非常可怕。中國近幾十年的大片，都能看出來，創作者不讀書、沒思考。很多國內的電影，別人評判的全是技術活兒，哪個鏡頭用得不好，應該怎樣怎樣——但我一看，明擺著，這導演不讀書。
　　
　　舉個例子，同樣是表達血腥，《辛德勒的名單》和《勇敢的心》都有對人性的思考。《辛德勒的名單》里最血腥的一幕是：黨衛軍槍斃工人，“啪”一槍沒響，又“啪”一槍沒響，再“啪”一槍，三槍沒響，滾蛋。這個工人經歷了三槍，但子彈就是不響。在我們的電影里，就一定要讓子彈響、打得血肉模糊你才覺得血腥，但《辛德勒的名單》里，不，踹開他去干活——當你看到他非常機械地干活，就會知道，人性在面對死亡的時候，會爆發出什么樣的力量；而且一個施暴一個受暴，兩人的表現截然不同，這里面有明確的對人性的思考。
　　
　　反觀我們的電影，都是單純的復仇，和《勇敢的心》差千萬里。看得越多，就越覺得可笑。我這么說，不是特指電影界，只是電影是特別大眾的文化代表，也可以說是民族心態的標志物。
　　
　　《一九四二》的票房慘敗，對馮小剛來說這是唯一的一次慘敗，再看之后的《泰囧》，你就會知道，我們這個民族是不看書的。《一九四二》已經變成一聲凄厲的鶴唳——鶴唳長鳴，鶴唳是悲哀的，會傳很遠；但我們的電影都是麻雀窩，嘰嘰喳喳，說話毫無價值，這是我們社會的一個映射。《泰囧》的商業成功，很多搞電影的也看不懂，本身不可復制，再有個什么囧也不會是那樣，我們整個民族沒有目標。
　　
　　中國文化講究“義”
　　
　　有一種說法是：“中國文化很多成不了體系，不像一棵樹，而是永遠像同心圓一樣。”同心圓的“心”是什么？儒家思想。漢代以后，儒家就確立了老大地位，卻沒有老二，中國文化就沒有“老二文化”。中國文化中，一定是有一位梟雄，就一個，完了就完了，你也不用問二三四。不信你隨便抓一個人問奧運會銀牌有誰，一個都說不出來，因為大家都不關心這個。
　　
　　中日韓三國都在儒家文化圈，但側重點不同：日本側重忠，韓國側重孝，我們側重義，講義氣、兩肋插刀，但不幸的是——現在刀插向別人。
　　
　　同在儒家文化圈，日本人由于忠誠，社會管理成本極低；我們不重忠誠，所以社會管理成本巨大。我常說，在中國能管10個人，到日本就能管500人。經濟危機時，韓國、日本的很多企業員工愿意與企業共存亡，愿意減薪一半跟老板渡過難關，我們可能嗎？地震時，人家發放礦泉水，只需要一個人，我們就得嚴陣以待，以免哄搶。講究孝道，跟韓國不能比，你看韓國電視劇，孝道是第一位的，每個人進屋第一件事要向長輩請安——在韓國的文化輸出當中，孝道是第一位的。我們有嗎？我們的電視劇里，永遠是兒女跟爹媽大喊大叫，少有社會秩序。
　　
　　我們老說中國法制不健全，其實是個誤讀。我們在秦漢時期有非常嚴謹的法律，為什么法律在中國漫長的極權社會中不能得以實施呢？因為用不上，僅道德一項就能把社會治理得很好。法律是高成本的社會治理手段，當你用一道鐵絲網就能攔住人，就犯不上筑一道高墻；當你用一根繩就能攔住人，就犯不上用鐵絲網；當你劃道線就能攔住人，就犯不上拉那條繩——什么成本最低？地上劃條線最低。在國外的機場，地上劃條線，沒有人會逾越；在中國就得攔著，每個角上站一個人看守，那成本多高啊。社會若沒有忠，又沒有孝，就剩下一個功利的“義”時：當我跟你講義氣的時候是求回報的。那我們這個國家怎么治理？完全靠法制，但一個完全靠法制治理的國家是最沒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