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劍橋的兩個學生經常在本尼特街上的老鷹酒吧吃午餐。1953年的一天，其中一個名叫克里克的學生沖進酒吧，宣布“我們已經發現了生命的秘密”。不過，另一個學生沃森覺得，這樣說為時尚早。不管怎樣，這個酒吧的一張桌子背后至今鑲嵌著一塊銅牌：“克里克和沃森在這里宣布發現DNA的雙螺旋結構。”1962年，這兩個劍橋學生和莫里斯·威爾金斯共享諾貝爾醫學獎。關于這個劃時代的發現，克里克形容，當時只是試圖通過對大腦的研究，查出“靈魂到底是什么”。
　　
　　最令學生津津樂道的學長還是那個來自林肯郡的農夫之子——艾薩克·牛頓。他17歲進入三一學院，學生時代的他，用速記法記錄他的罪過，從逃避做禮拜到偷毛巾；在三一學院的食堂通道上，他手拿一根鐘擺測試回聲的速度。公元1669年，他的老師將教授教職讓給了他，因為老師認為學生的能力比自己強。這一年，牛頓27歲。誰知，此后的一個蘋果，促成他的劃時代著作《數學原理》。
　　
　　為什么這些不算發達的鄉村會如此密集地誕生那么多精英？許多人試圖尋找答案。這里的老師和學生說，或許就是對“未知的尊重”。
　　
　　如同在18世紀的頭10年中，劍橋三一學院的學生要學習《人類理解論》《上帝創世智慧》《讀史方略》等等，他們還要學習幾何學。沒有一個人會問：“學這個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