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當年與胡蘭成那段恩怨。還可以以鄙視他終結，與賴雅這些年來磕磕碰碰，就找不到解脫自己的理由。賴雅是個好人，“癡愛”她，也為她所愛，他去世多年之后，她還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他的姓氏，但正是這樣，她心中的陰郁更難消解。
　　
　　如此的摯愛，尚且生出各種磨難，那么，人與人之間煩惱是注定的，再有交會又何苦來哉？她于是閉門謝客，接電話也視心情而定，即使是好友。或者她有求于對方，也習慣于只跟對方書信來往，那些信，倒是寫得有情有義，她對于塵世，并非沒有留戀。只不過不愿再貼得那么緊，她喪失了信心。
　　
　　不料。她能拒絕人，卻不能拒絕虱子。張愛玲的晚年，老覺得住處有虱子，她每個月要花兩百美元買殺蟲劑，這么著還不行，只好搬家。張愛玲的朋友，遺囑執行入林式同說，從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這三年半時間內，她平均每個星期搬家一次。算下來她搬了有180次家，這個數字也許有些夸張，但張愛玲在給夏志清的信里也寫道：“我這幾年是上午忙著搬家，下午忙著看病，晚上回來常常誤了公車。”她還考慮過搬到沙漠里去，也許那里可以躲避虱子。
　　
　　不停地搬家使得她家中幾乎沒有任何家具，日常使用一次性的紙盤子紙杯子，在《對照記》里。她提到屢次搬家讓她丟掉了很多珍貴資料。但每到一處仍迅速發現有虱子出沒，看樣子它們要跟她死磕到底了。
　　
　　從少年時起，張愛玲就對虱子這東西印象深刻，那年在臺灣，她還發現了虱子的同類——臭蟲。并寫進文章中。臺灣真的有臭蟲嗎？我的疑問無關臺灣實際的衛生狀況，而是根據張愛玲晚年對于虱子的瘋狂逃避，無法不懷疑，那些臭蟲和虱子一樣，巢穴在她的內心。
　　
　　虱子、臭蟲這樣的小生物，殺傷力有限，被咬上一口也不太疼。只是癢，還覺得臟。它象征著人與人之間鄙俗瑣屑的糾葛，說不出口的細碎煩憂。張愛玲一輩子都怕這個，這種恐懼深入骨髓，她再搬家，也搬不出自己的內心。
　　
　　她曾說，小時候讀《紅樓夢》，看到的是一點熱鬧，現在再看，看到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煩惱。沒錯，《紅樓夢》里的煩惱太多了，王夫人的，邢夫人的，鳳姐的，連賈寶玉和林黛玉在一起，也都是重重疊疊的煩惱，但與張愛玲不同，曹雪芹回望這些煩惱，并不當成“華美的袍上的虱子”，而是當成生命河流上美麗的波紋，過往不可追。但可以記下，他的栩栩如生的描摹里沒有嫌惡，盡是柔情。
　　
　　1995年9月初，張愛玲感覺自己即將走到生命的盡頭，把重要資料放進手提袋里，留在門邊——她永遠有這樣的理性。一日，她在睡夢中辭世，遺體幾天后被發現，這之前她已經寫好遺囑，要求把她的骨灰撒在空地，不開追悼會也不立紀念碑，如此，方是干凈？但容我再補一句，只要心中存著干凈的念頭，便無法得到真正的干凈，她一生不能和光同塵。陷入與“塵埃”的抗爭之中，生命越久，要面對的“塵埃”越多，在晚年，她幾乎要被那塵埃埋葬。
　　
　　好在，生命解決不了的，可以交給死亡解決。當她終于化為塵埃中的一分子，那緊張的，有著無限禁忌的一生，終于安然，得大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