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悼文，我會用這個名字，因為生前他很少被叫“爸爸”。
　　
　　我小時候沒叫過他“爸爸”，年長了隨兒女叫他“爺爺”。
　　
　　叫“爺爺”可能還順口些，叫“爸爸”總覺得生疏。他最后的日子里，我也很少叫他爸爸。在外人面前，就叫他季先生。
　　
　　我出生于1935年5月，當年8月父親就去了德國。小時候，常以為自己沒有爸爸，還為此遭到小伙伴的嘲笑。家里人常指著墻上一幅照片，說那就是爸爸。
　　
　　長到11歲，才和回國的父親見上面。
　　
　　父子間的疏離，他心里是明白的，心知肚明。
　　
　　我的名字季承，是自己取的。
　　
　　原名季延宗，是祖父給取的，寓意香火繁茂。但我對這個名字不感興趣。高中時，我在濟南寫信到北京，叫父親給改個名字，但他拒絕了，說名字是祖宗賜的———直至“文革”“破四舊”時，我才有了個心儀的名字。
　　
　　父親對我的影響，身教甚于言傳。我和姐姐都很刻苦，很樸素，也不圖名圖利。
　　
　　我們一家人都比較淡泊。鄭重其事地給誰過生日，這在我們家是沒有的。據說父親九十大壽過得很熱鬧，但當時祖母、媽媽和姐姐都已不在人世，我也沒有參加。
　　
　　家里，父親寡言，情感很少外露。
　　
　　祖母，實際上是叔祖母，也算高壽（父親兒時過繼給了叔祖父），90歲走的。父親在文里稱她“季家第一功臣”。早年他在國外，后來又常年獨居北京，只有寒暑假才回濟南。這些日子，都是祖母撐起山東的家，照顧媽媽、姐姐和我。父親對她很欽佩，也很感激，平素對她特別恭敬。但祖母走的時候，他所有悲傷的表現，就是陷入更深的沉默。媽媽、姐姐走的時候，也一樣。
　　
　　相當長時間，家人都不認為家庭對父親是重要的。相比對外人的熱忱，他對家人顯得冷淡。
　　
　　90歲以后，父親寫了很多關于家人的文章。他寫文章，不是說教，多為親身體驗，其中不少是關于家庭生活的總結，甚至是反思、反悔。
　　
　　這些文章，許多人都讀過。我堅信自己讀來，和其他人感受不一樣，甚至不覺得別人能完全看明白。大家能看到一些道理，但可能會覺得那些道理正確而空洞。只有陪他親歷過家庭生活的人，才懂得季先生要說的是什么。
　　
　　父親內心的情感是很豐富的，在他心里，家庭很溫馨，家人的分量也很重。從他晚年的文章中，我才明白這一點。遺憾的是，祖母、媽媽、姐姐都看不到了。
　　
　　去年11月7日，我們父子在醫院相會。13年了，我第一次去看他。他很傳統，牽掛我也不會主動找我，因為他是父親，是長輩。
　　
　　父親嚴肅，但不嚴厲。
　　
　　老了，他站在一個很高的位置上。
　　
　　我曾跟他開玩笑：爸爸，您成佛了，人間恩怨、家庭糾紛全看淡了，全超越了。
　　
　　聽見我叫著爸爸，他點頭笑了，跟我說：“我跟佛有區別。因為佛是要涅槃的，我不想涅槃，我愿意活著。”
　　
　　去世前，有一次父親說起，最近幾個月，他“最幸福”。
　　
　　別人告訴我，他提及我掉過眼淚，覺得很抱歉。這一點，我在他去世后才聽說。
　　
　　作為兒子，惟一的兒子，我可能體諒他太晚。遺憾，很大的遺憾。但這是不以我的意志為轉移的。
　　
　　父親什么遺言也沒有留下。
　　
　　他想不到自己走，我也想不到他會走。
　　
　　他和我說，他的目標，不是100歲，也不是108歲。
　　
　　沒想到，是98歲。
　　
　　嚴格地從醫學上說，他身上的病有一二十種，但這些病幾乎沒什么癥狀，也無一是致命的。我們通常認為，他什么病都沒有。他自己都說：“我是‘假冒偽劣’的病號。”
　　
　　走的前一天下午，我在301醫院陪他。記得他喝了點酸奶，很精神，還題了三幅字：一幅關于“國學”，一幅給故友臧克家的故居，一幅給汶川的學校。
　　
　　4點半左右，我起身離開。我說，外面有個事，不能陪您吃晚飯了。
　　
　　父親最后一天的面貌，和最后一階段的面貌，看上去是沒有任何區別的。
　　
　　很難聯想,那會是永別。
　　
　　現在回頭想,征兆還是有的。
　　
　　最后幾天,他的左臂疼痛有點加劇,每天都疼。起初還可以容忍,慢慢地,變得難以容忍了。當時,我們和醫生積極商量,怎么治療,沒意識到這是他衰竭加速的標志。
　　
　　父親走的那天,我坐在他待過的病房里坐了很久。很難接受的現實是,昨天那么精神的一個人,和我有說有笑的,今天沒了。就幾十分鐘的事情。我看醫院的記錄,從開始搶救,到他走,不過45分鐘。
　　
　　醫生說,是他的心臟,沒有力量跳了。
　　
　　現在,每每閉上眼睛,我眼前還是他坐在沙發上的樣子。
　　
　　從我第一天走進病房,隨后幾乎天天走進病房,到最后一次走進病房,見到的他,都是那個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