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逃命，你會帶著什么上路？
　　
　　如果有三天時間準備舉家移居，你會帶什么走？
　　
　　突然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你能否養活自己？”
　　
　　絕大多數猶太人的國籍與他們祖父輩的出生地不同。為了活著，他們的先輩在此起彼伏的反猶浪潮中，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再搬到下一個地方，猶太民族可以稱得上是這個世界上經驗最豐富的“逃命專業戶”。
　　
　　很多時候，逃命的機會稍縱即逝，如何最簡便、快捷地攜帶盡可能多的財產上路，如何最有效、方便地把財產轉化為生活必需品，這是一個事關生死存亡的重要課題。
　　
　　文章開頭的三個問題是98歲的耶路撒冷老太太薩拉問我的。20世紀初，薩拉的父親變賣土地和房子，買了一群馬，趁天黑帶著全家越過邊境，從沙皇俄國逃到中國東北，就地賣掉馬，在滿洲里安了家。
　　
　　“別人都是背著財產逃命，可你看我的父親，是財產背著他逃命，多聰明！”薩拉對這點很驕傲。
　　
　　在耶路撒冷猶太大屠殺紀念館里，有一座小小的皮箱山，箱子和里面的東西凌亂地散落著，它們的主人幾乎全部喪命于納粹集中營。每個皮箱都曾經裝著一個人甚至一個家庭逃命時隨身攜帶的東西，裝著一個人認為自己能夠在異地活下去的期待，直到歷史粗暴地喊了停。那里每枚風化糟壞的皮箱搭扣都見證了希望的巔峰和絕望的谷底。
　　
　　很多在大屠殺中遇難的人，的確是在最后一刻才相信自己走到了人生的終點，以至于連遺言都沒有留下。他們的故事，是活下來的人講給這個世界聽的，他們的后代身上都打上了“幸存者”的烙印。
　　
　　88歲的沃爾特一輩子都在全世界各地講述自己的童年。他生于德國，20世紀30年代歐洲反猶浪潮高漲時，15歲的他在猶太慈善組織的幫助下，只身逃往英國。
　　
　　沃爾特說，那是一條不知道終點的逃亡之路。“原本說要送我們去巴勒斯坦地區（現以色列國）的基布茲務農，等情況好一點再回家，但中轉英國時，才被告知巴勒斯坦不許去了。到底能去哪，當時連組織者都不知道。”
　　
　　滯留在英國的沃爾特，一留就留了65年。
　　
　　以色列總統西蒙·佩雷斯出生于波蘭，20世紀30年代隨父母移居中東。離開那天，外祖父送他上火車，對他說：西蒙，要一直當個猶太人。
　　
　　幾年后，外祖父和住在同一個村莊的其他猶太人一起，被趕進木質的猶太會堂，全村老小被一把火活活燒死。
　　
　　于是，“一直當個猶太人”成了外祖父留給佩雷斯的最后一句話，當時的他一定也沒有料到這一點。
　　
　　以色列人加布里埃爾的父母戰爭期間逃出波蘭，留在那里的家人后來都慘遭納粹殺害。幾年前，一家美國電視臺籌拍一部大屠殺幸存者及后代重訪故地的紀錄片，帶著加布里埃爾回到他父母逃出的那個波蘭小村莊。
　　
　　“現在那里已經沒有猶太人了，都被殺光了，或者跑掉了。村子里的人看我就像看怪物。”
　　
　　“那是你的祖先幾代人曾居住的地方，難道你一丁點兒故鄉的感覺都沒有嗎？”
　　
　　“我所有的親人幾乎都在那里遇害，那里不是故鄉，是噩夢。對猶太人來說，唯一的故鄉就是以色列。”
　　
　　我認識的絕大多數猶太人都相信：一旦悲慘歷史重演，一旦猶太人再次面臨嚴重的反猶迫害，一旦世界上再次沒有猶太人的立足之地，至少以色列會無條件接受所有猶太人，至少這地球上有這么一小塊地方，是屬于猶太人自己的國家。
　　
　　即便知道那個地方不完美，即便自己不生活在那里，只是知道有這么個地方存在，就是整個民族的安全感。
　　
　　這是一種需要逃命的時候，馬上就知道往哪兒逃的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