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病倒了，突然之間腦溢血。進了急救室。我坐在他的病床前，他閉目合眼，昏迷不醒。但他的手仍在動，似乎只有手是清醒的。我握住他的手。叫了聲“爸爸”，他的手明顯回握了我一下。我再叫一聲。他又回握了一下。我低頭看著我手中的他的手，畢竟是父子，他的手和我的手差不多，不是典型的男人的手，手掌不寬、不厚，手指不粗，手背沒有老人斑，青色的血管在又白又薄的皮膚下十分清晰。整只手暖暖的、軟軟的。我看著、攥著、撫摸著。我忽然察覺，我還是第一次接觸父親的手——自懂事以來的半個世紀時間里我居然從未接觸過父親的手！我感到驚愕。事情怎么會是這個樣子呢？因為是父子，見面或分別固然不至于握手，但此外就沒有接觸的機會嗎？沒有，是沒有。我疏遠了父親的手。想到這里，我心疼地把父親的一只手捧在懷里，注視著，摩挲著，眼睛隨之模糊起來……
　　
　　盡管生活工作在鄉下，但父親這雙手幾乎沒做過農活，更沒做過家務，甚至侍弄房前屋后的小菜園都不太會。但我必須承認爸爸是個很聰明也很努力的人。父親解放初期只念到初一就工作了，由鄉供銷社到縣供銷總社后來轉到人民公社即現今的鎮政府。同樣是這雙手，卻打得一手好算盤。寫得一手好鋼筆字和好毛筆字，寫得一手好文章，下得一手好象棋。別說十里八村，即便在整個縣當時都是有些名氣的。可惜他脾氣不好。同樣一句話，從他口中出來往往多了棱角，尤其讓領導聽起來不大舒坦。所謂手巧不如口巧，也是由于這個原因，他一輩子都沒升上去。
　　
　　我繼續搜尋記憶，搜尋父親的手在父子感情之間留下的痕跡。記得大學三年級那年初夏我得了急性黃疸性肝炎，住在長春偏離市中心的傳染病醫院里。“文革”尚未結束，物資奇缺，連白糖都憑票供應，平時喝口糖水都不容易。而對肝炎患者來說，糖是最基本的營養品。一天中午，我在醫院病床上悵悵地躺著。幾個病友都睡了，我睡不著，想自己的病情，想耽誤的課，想入黨申請能否通過。正想著，門輕輕地開了。進來的竟是父親。依舊那身半舊的藍布衣褲，依舊那個塑料提包，依舊那副清瘦的面容。我爬起身，父親在床沿坐下。父親平時就沉默寡言，這時也沒多說什么，只是簡單問了問病情，然后一只手拉開提包，另一只手從中掏出一包用黃紙包的白糖，又一個一個地小心摸出20個煮雞蛋，最后從懷里摸出20元錢放在我眼前的褥單上。父親一個月工資47元5角，母親沒工作。八口之家，兩地分居。作為長子，我當然知道這20元錢意味什么。我說錢我不要。父親沒作聲，一只手把錢按在褥單上。而后打量了一下病房，又往窗外樹上看了片刻，說：“我得走了，你好好養病。”說著，拎起完全空了的塑料提包。我望著他走出門的單薄的身影，鼻子有些發酸。我家在長春東邊。他工作所在的公社在長春北邊，相距100里——父親是從百里外的家趕來，又趕去百里外的公社的——他在那里做公社黨委宣傳委員。
　　
　　我更緊地握著自己從不曾握過的父親的手。我知道，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這雙手再不會為我做什么了。是的，父親是個不善于用話語表達自己正面感情、尤其是對子女的感情的人，這雙手也就給了我更多的回憶。時間迅速向后推進。也就在一年半以前，父母在我所在的青島生活了兩年。兩人的身體都還好，我就在市區較為熱鬧的地段租了房子給他們單住。每星期去看望一兩次。客廳有個不是很長的長沙發，父親總是坐在沙發一頭看電視、看報。我去的時候也坐在長沙發上，有時坐在另一頭，有時坐在稍離開他的中間位置。一次無意之間，我發現原本父親靠著的靠墊正一點一點往我這頭移動。細看，原來他用一只手悄悄推著靠墊。我佯裝未見，任憑靠墊移到我的身旁。顯然，父親是想讓我靠這靠墊。但他沒有說，也沒有直接遞給我，而是用手慢慢推移，生怕我察覺……
　　
　　如今，父親的手永遠地去了，去了三四個月了。化為青煙，化為灰燼，留在了1000多公里外故鄉的一座荒山坡上。那里已經飄雪了，風越來越冷。
　　
　　世界上還會有一雙男性的手為我從塑料提包里一個一個摸出煮雞蛋、一點一點往我身旁推靠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