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誕辰一百二十年｜吳曉東：“美妙的故事家”與“地方風景的記錄人”
沈從文（1902.12.28-1988.5.10）
在文學史家對沈從文的各種評價和定位中，也許他本人最為認同和樂見的是葉圣陶所謂的“美妙的故事家”；而沈從文一生中也有幾個著名的自我定位，其中之一就是想做一個“地方風景的記錄人”。
“美妙的故事家”
沈從文是一個現代文學史上少有的會講故事的人。現代女作家蘇雪林在1934年創作的《沈從文論》中即稱沈從文“原是個‘說故事的人’”。葉圣陶在給沈從文的作品集《春燈集》《黑鳳集》所寫的廣告詞中也稱“作者被稱為美妙的故事家”。沈從文從此以“說故事的人”的形象在1930年代的中國文壇獨領風騷。而這個說故事的人的形象集中反映在他大量的關于湘西題材的短篇小說創作中，沈從文也因此被譽為“短篇小說之王”。
沈從文1923年離開湘西來到北京，按照他在西南聯大的弟子汪曾祺的說法，“連標點符號都不會用，就想用手中一支筆打出一個天下。他的幻想居然實現了。他寫了四十幾本書，比很多人寫得都好”（《沈從文傳》汪序）。而沈從文早期的小說創作，以近乎竭澤而漁的方式利用自己的湘西經驗和記憶，大都具有一個回溯性的敘事結構，也反映了一個獨孤的“北漂”對故鄉和親友的追憶和眷戀。小說多采用速寫體，有原生態的意味，但是小說技術還有極大的上升空間。
到了1929年前后，沈從文仿佛一下子找到了在小說中講湘西傳奇和獵奇故事的寫作方式，他的一系列更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說迅速走紅文壇，在幾年中創作了如《柏子》《丈夫》《龍朱》《黔小景》《三三》《靜》《月下小景》《扇陀》《愛欲》《慷慨的王子》《媚金·豹子與那羊》等，也奠定了沈從文作為“短篇小說之王”的歷史地位。而中篇小說《邊城》則標志著一個大作家沈從文的誕生。
《邊城》在1934年的問世，也使沈從文繼魯迅的《阿Q正傳》之后，寫出了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小說經典。上世紀末千禧年即將來臨之際，《亞洲周刊》組織全球華人知名學者評選二十世紀華語小說百部經典，《邊城》赫然被排在第二位，沈從文的地位也因此得到確認和確證。而《邊城》也使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一隅成為鄉土中國的一個象征。汪曾祺認為：
“邊城”不只是一個地理概念，意思不是說這是個邊地的小城。這同時是一個時間概念、文化概念。“邊城”是大城市的對立面。這是“中國另一地方另外一種事情”（《邊城題記》）。沈先生從鄉下跑到大城市，對上流社會的腐爛生活，對城里人的“庸俗小氣自私市儈”深惡痛絕，這引發了他的鄉愁，使他對故鄉尚未完全被現代物質文明所摧毀的淳樸民風十分懷念。
在汪曾祺的理解中，“邊城”世界已經超越了地理概念，在與大城市以及現代物質文明的對峙之中獲得的是時間和文化意義上的自足性。作家林斤瀾也曾經這樣言說沈從文及其《邊城》：“沈從文是個什么樣的作家呢？他拜美為生命，供奉人性，追求和諧。他投奔自然，《邊城》的翠翠就是水光山色，爺爺純樸如太古，渡船聯系此岸和彼岸，連跟進跟出的黃狗也不另外取名，只叫做狗。”在林斤瀾看來，邊城世界是太古一般充滿和諧之美與自然人性的田園世界。
關于沈從文創作《邊城》的核心動機和作品主題的闡釋，文學史家和研究者歷來眾說紛紜，客觀上也說明了《邊城》作為一部經典所內涵的意蘊的豐富性。而研究界一個基本共識是：沈從文在湘西書寫中延續了陶淵明的桃花源母題，《邊城》堪稱是現代中國所能生成的一個世外桃源，是沈從文向源遠流長的牧歌文化傳統致敬的產物。劉洪濤在《〈邊城〉：牧歌與中國形象》一書中認為，如果把“邊城”看成一個文化隱喻，背后就喻指了一個詩意的中國形象，而“邊城”也就成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形象”的一個代表，也由此與五四啟蒙主義話語所建構的“中國”形象大相徑庭。如果說，魯迅的《阿Q正傳》塑造了一個落后的需要改造國民性的鄉土中國，那么沈從文則企圖以其一己之力在《邊城》中為讀者和世界呈現一個正面的詩情畫意的中國形象。
《邊城》也是一部讓人感到悵惘和悲傷的小說，善良的讀者很少不被《邊城》的悲劇結局打動，進而體悟到籠罩在整部小說之上的一種無奈的命運感。小說中的人物都具有淳樸、善良、美好的天性，但都難以逃脫某種“天命”的掌控。而沈從文似乎更愿意把悲劇的起因歸于小說人物之間的種種誤解，把根源歸為一種人事無法左右的天意，由此也體現出作者所受到的古希臘命運悲劇的影響。沈從文自己就稱《邊城》是一座希臘小廟，其底座由“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構成。而翠翠和爺爺都是這種自然人性的化身，是沈從文塑造的理想人物，閃耀著一種神性之光，既體現著人性中莊嚴、健康、美麗、虔誠的一面，也同時反映了沈從文身上的浪漫主義情懷。由此我們也理解了為什么沈從文自稱是“最后一個浪漫派”。
這種浪漫氣質在沈從文的筆下還表現為對神話故事的追尋。他熱衷的神話題材一方面富含邊民的原始生命力，尤其積淀了楚文化和少數民族的文化淵源，另一方面也氤氳著濃郁的浪漫氣息，構成了沈從文所追求的神性的主要載體。如《月下小景》諸篇就直接改寫自佛經，《龍朱》寫的是苗族的傳說故事，《媚金、豹子與那羊》則直接以民族神話為題材。這也使沈從文成為中國現代小說家中少有的書寫神話的作家，而湘西世界在沈從文的筆下也有一種神話的品質。沈從文的現代意識體現在他一方面試圖挽留這個神話，另一方面又預見到了湘西無法挽回的歷史命運。《邊城》結尾作為小城標志的白塔在暴風雨之夜倒掉了，它的倒塌預示了田園牧歌的必然終結，這就是現代神話在本質上的虛構的屬性。作家李銳說：
這個詩意神話的破滅雖無西方式的強烈的戲劇性，但卻有最地道的中國式的地久天長的悲涼，隨著新文化運動狂飆突進的喧囂聲的遠去，隨著眾聲喧嘩的“后殖民”時代的來臨，沈從文沉靜深遠的無言之美正越來越顯示出超拔的價值和魅力，正越來越顯示出一種難以被淹沒被同化的對人類的貢獻。（李銳：《另一種紀念》，《讀書》1998年第二期）
與《邊城》同時期直至1937年前后，沈從文的短篇小說也迎來了高峰期，他創作了大量書寫湘西的經典。對都市讀者來說，沈從文這些講述湘西偏遠一隅陌生和新奇的故事，給他們造成一種遙遠感，這種遙遠感一方面來自湘西偏僻的地理環境和獨特的地域文化，一方面來自沈從文陌生化的講故事的方式。這個時期沈從文的講故事本領也印證了本雅明在《講故事的人——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隨想錄》一文中所引用德國的諺語“遠行者必會講故事”，這句著名諺語強調的正是遙遠本身帶給故事的距離感和傳奇性。
成熟期沈從文的小說大都借助于作為講故事人的敘事者的形象，去精心營造一個疏離和封閉的環境，比如在《月下小景》系列故事中，沈從文就營造了一個《十日談》式的故事語境，地點在偏僻的西藏金狼旅店，來自遠方的各種各樣的旅客講述自己遭遇的或者聽來的千奇百怪的故事。另一篇小說《夜》中描述的幾個士兵圍著火堆，在漫漫長夜輪流講故事的具體環境也構成了這種故事創生語境的范例。沈從文的小說精心營造的一個個原生態的故事創生語境，都與都市讀者拉開了審美距離。這使得沈從文的小說氣氛中攜帶著一種神奇的詩意效果，而其詩意正生成于說故事人所生成的陌生化和距離感。
沈從文是少有的“文體家”，他對小說形式鮮明的自覺意識，也正體現在于故事中寄寓著詩意的沖動。沈從文也創造了一種獨特的小說文體，研究者們或概括為詩化小說，或稱為抒情小說，前者強調小說文體的詩意特征，后者則注重小說中涵容的情感意緒。他的成熟時期的小說尤其善于造境，比如《邊城》中寫翠翠夢里聽到儺送在山崖上為她唱歌一段：
老船夫做事累了睡了，翠翠哭倦了也睡了。翠翠不能忘記祖父所說的事情，夢中靈魂為一種美妙歌聲浮起來了，仿佛輕輕的各處飄著，上了白塔，下了菜園，到了船上，又復飛竄過懸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白日里拉船時，她仰頭望著崖上那些肥大虎耳草已極熟習。崖壁三五丈高，平時攀折不到手，這時節卻可以選頂大的葉子作傘。
揉情感、幻境、想象、聯想于一體，字里行間則灌注著流動的意緒，是沈從文的抒情韻致的典范。
小說《黔小景》《黃昏》《三三》《靜》《新與舊》等都顯示出沈從文融匯詩意與敘述于一爐的高超技巧，標志了沈從文卓然大家的素質。譬如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突出強調的，即是沈從文所自創的一種“牧歌式文體”，認為“沈從文的文體和他的‘田園視景’是整體的，不可劃分的，因為這兩者同是一種高度智慧的表現，一種‘靜候天機，物我同心’式創造力（negative capability）之產品。能把一棵樹的獨特形態寫好、能把一個舟子和一個少女樸實無華的語言、忠厚的人格和心態歷歷勾畫出來，這種才華，就是寫實的才華”。上述分析，把文體風格與沈從文的“田園視景”勾連在一起，并挖掘背后的東方式智慧，最后落實到沈從文寫實的才華，短短的一段敘述中蘊含著多層次的視角，堪稱完美地概括了沈從文的“牧歌式文體”的豐富意蘊。《新與舊》也是沈從文短篇小說技藝巔峰期的代表作，它敘述的是一個劊子手在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段價值錯位的故事。小說上下兩部分的開頭都有“編年史”式的時間標示（“光緒某年”與“民國十八年”），兩個時間標示暗示著“傳統”和“現代”的界分。尤其是后一個時間直接表征著小說題旨中所謂“新”的一維。然而當沈從文把這兩個時間所統領的敘事橋段并置在同一個文本中之后，所生成的意圖卻發生了偏轉，新與舊的對壘被打破了，兩者間價值內涵的對立也趨于消解。這使《新與舊》如同《邊城》一樣成為中國現代文化的一個寓言，它揭示的是一個新舊錯雜的時代，對于打破決定論的線性歷史觀，瓦解現代性的有關“進步”的整一性圖景，是一個難得的文本。
沈從文也同時是“說故事”傳統之消亡的見證者。他的小說《說故事人的故事》中“說故事人”的“死”因此象征著說故事時代的終結，也可以看做是沈從文借此思考故事范疇以及故事之消亡的作品。當沈從文的故事理念到了《新與舊》時期達到了一個頂點之后，這類講故事的小說逐漸難以為繼，沈從文自己也抵達了本雅明描繪的現代文明中“孤獨的個人”的生存境地。到了四十年代，沈從文著迷于對孤獨生命個體的抽象之境的探索，小說和散文多可以看成是作者孤獨生命的囈想，一個講故事的人也就逐漸壽終正寢。
如果繼續追蹤沈從文四十年代的小說創作，如《看虹錄》《摘星錄》《雪晴》等，就可以捕捉到一個藏有許多故事的鄉下人是怎樣從偏僻的鄉土一隅闖到現代都市，逐漸在大學的現代高等教育體制中變成一個孤獨的都市現代人，最后作為一個曾經的“美妙的故事家”走向“死亡”的象征性過程。
“地方風景的記錄人”
除了自認為“鄉下人”和“最后一個浪漫派”之外，沈從文另一個著名的自我定位，就是想做一個“地方風景的記錄人”。他也的確在一系列散文書寫中實現了自己的愿望，尤其是《湘行散記》《湘西》以及作為《湘行散記》創作素材的《湘行書簡》，都可以納入沈從文締造湘西世界的整體規劃中。
《湘行散記》可以說是沈從文最優美的散文創作，其中的相當一部分可以與《湘行書簡》對讀。《湘行散記》的抒情性和個人性也可以在《湘行書簡》中找到源頭。
1934年年初，因母親病危，離開湘西已十幾年的沈從文第一次踏上回鄉的旅程。從北平經長沙到桃源后，由于1935年2月才開始修建的湘黔公路還沒有開工，沈從文只能雇一只小船沿著沅水逆流而上，六天后抵沅陵，又在船上度過五天才抵達老家鳳凰。一路上，沈從文在觀照山水風景的同時，也給新婚夫人張兆和寫下大量書信，是為《湘行書簡》。而《湘行散記》即以書信為基礎整理加工增補而成。
《湘行書簡》和《湘行散記》給讀者最深刻的印象或許是作者對故鄉河流的傾情書寫：
三三，我因為天氣太好了一點，故站在船后艙看了許久水，我心中忽然好像徹悟了一些，同時又好像從這條河中得到了許多智慧。三三，的的確確，得到了許多智慧，不是知識。我輕輕的嘆息了好些次。山頭夕陽極感動我，水底各色圓石也極感動我，我心中似乎毫無什么渣滓，透明燭照，對河水，對夕陽，對拉船人同船，皆那么愛著，十分溫暖的愛著！……對于人生，對于愛憎，仿佛全然與人不同了。我覺得惆悵得很，我總像看得太深太遠，對于我自己，便成為受難者了。這時節我軟弱得很，因為我愛了世界，愛了人類。（《湘行書簡·歷史是一條河》）
對“水”的長久凝視使沈從文忽然發現心靈被愛充滿，這種大愛進而泛化到世界和人類上面。故鄉的河水因此啟發了沈從文的博愛，而心中充盈博大之愛的人往往如沈從文所說，是“軟弱得很”的。讀者可能還會聯想到孔夫子那句著名的“智者樂水”，河水也的確使沈從文“徹悟”，從中獲得的是“智慧”。
而“水”帶給沈從文最多的，無疑是創作靈感。在《我的寫作和水的關系》一文中，沈從文這樣談到故鄉的河流：
我在那條河流邊住下的日子約五年。這一大堆日子中我差不多無日不與河水發生關系。走長路皆得住宿到橋邊與渡頭，值得回憶的哀樂人事常是濕的。……我雖然離開了那條河流，我所寫的故事，卻多數是水邊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最滿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為背景，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為我在水邊船上所見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點憂郁氣氛，便因為被過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陰雨天氣影響而來。
對作家而言，有一條影響自己一生的河流無異于上天最好的饋贈，讀者從《湘行書簡》和《湘行散記》中會真切地感受到，“河水”構成的不僅是寫作背景和環境，也決定了作家的靈感來源甚至作品的美學風格。
故鄉的水既帶給了沈從文博愛、智慧和文學靈感，也給他的創作帶來地域色彩。正是通過這條沅水，沈從文把自己的創作與屈原所代表的楚文化聯系在一起。兩千年前，屈原曾在這條河邊寫下神奇瑰麗的《九歌》，沅水流域也是楚文化保留得最多的一個地區。沈從文的《湘行散記》以及此后的《湘西》，同樣生動再現了楚地的民俗、民風，寫出了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鄉土風貌。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當我們試圖回眸尋找具有中國本土特性的現代敘事時，首先想到的就是沈從文筆下的湘西這個最富有地域色彩的文學世界。在沈從文成長的年代，湘西作為苗族和土家族世代聚居的地區，尚是一塊尚未被儒家文化和現代文明等外來文化徹底同化的土地，衡量這片土地上生民的生存方式，也自有另一套價值規范和準則。
沈從文的《湘行散記》和《湘西》的獨特處正在于力圖以湘西本真和原初的眼光去呈現鄉土世界和“地方風景”，在外人眼里，就不免是陌生而新鮮的，而在沈從文的筆下，卻保留了它的自在性和自足性。沈從文以帶有幾分固執的“鄉下人”的姿態在文學中締造獨屬于自己的湘西世界，就像美國學者、沈從文研究專家金介甫在《沈從文傳》中所說：“不管將來發展成什么局面，湘西舊社會的面貌與聲音，恐懼和希望，總算在沈從文的鄉土文學作品中保存了下來。別的地區卻很少有這種福氣。”因此，沈從文筆下的湘西構成了鄉土地域文化的一個范本，“幫助我們懂得，地區特征是中國歷史中的一股社會力量”。當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不可避免地走向世界文學一體化進程的時候，正是沈從文以鄉下人的執著，在《湘行散記》一類關于湘西的書寫中，為我們保留了本土文化最后的背影。
如果說此前沈從文在大批量的小說創作中對湘西的書寫，靠的是他對故鄉的記憶和印象，那么1934年回鄉，既是對故鄉充滿感情的憶戀回眸，同時也是清明而理性的現實之旅。《湘行散記》中的貫穿話題之一是“常”與“變”。沈從文在對湘西的“常”進行觀照的同時，也發現了“變”的一面。一方面，湘西世界的田園詩情、淳樸民風、自然人性依舊存在于湘西的自然與人事之中，似乎與歷史的進程毫無關聯，這即是沈從文從故鄉感受到的“常態”的一面；另一方面，卻是現代文明沖擊下人的墮落，傳統道德的喪失。誠如沈從文在《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中所說：
這個民族，在這一堆日子里，為內戰，毒物，饑饉，水災，如何向墮落與滅亡大路走去，一切人生活習慣，又如何在巨大壓力下失去了它原來的純樸型范。
《湘行散記》中的《桃源與沅州》《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等篇也同樣隱含著對純樸的文明日漸“墮落”的隱憂。《箱子巖》《虎雛再遇記》等篇傳達的則是對故鄉人原始生命力終將失落的預感。而當沈從文真正深入到湘西生活的內部，直面故鄉人生存處境的時候，我們就看到了湘西更本真的一面，看到生存世界的悲哀與殘酷，由此便“觸摸到沈從文內心的沉憂隱痛”，以及朱光潛所概括的“那處于現代文明包圍中的少數民族的孤獨感”。
《湘行散記》因此展現了變動中的歷史憂慮，也促使沈從文產生了一種生命的沖動，想如當年屈原那樣，重新做一個地方的“風景記錄人”，并重造民族靈魂與鄉土文化。這些追求，都貫穿在作者回鄉之旅的體驗和觀察之中，使《湘行書簡》和《湘行散記》中作者的思緒在記憶和現實的雙重時空中不斷閃回的同時，也生成了一種思考湘西遠景的未來性。這種“未來性”的維度將在此后的《湘西》中得以進一步生成。
《湘行書簡》雖然是即時創作的書信，但也體現出一個成名作家的文學自覺，也堪稱是最純粹的文學創作，融記敘與抒情于一體，連同《湘行散記》，進一步實踐著沈從文在小說里就大量運用的夾敘夾議的筆法，而在議論的部分則更進退裕如地思考關于歷史和生命的哲理命題，同時締造了一種《湘行散記》中特有的抒情性詩化文體，具有一種動人的品質：
黑夜占領了全個河面時，還可以看到木筏上的火光，吊腳樓窗口的燈光，以及是岸下船在河岸大石間飄忽動人的火炬紅光。這時節岸上船上都有人說話，吊腳樓上且有婦人在黯淡燈光下唱小曲的聲音，每次唱完一支小曲時，就有人叫嚷。甚么人家吊腳樓下有匹小羊叫，固執而且柔和的聲音，使人聽來覺得憂郁……此后固執而又柔和的聲音，將在我耳邊永遠不會消失。我覺得憂郁起來了。我仿佛觸著了這世界上一點東西，看明白了這世界上一點東西，心里軟和得很。（《鴨窠圍的夜》）
流淌在文字中的是憂郁的詩情，這是沈從文把一己體驗投入到大千世界之中的結果，構成其底蘊的，是作家的深切的同情和悲憫。
沈從文1934年的這次歸鄉只在鳳凰待了幾天的時間，卻留下了《湘行散記》這部現代散文史上不可多得的經典。抗戰爆發后，沈從文再次回到湘西老家，并有一段與故鄉和故鄉人零距離接觸的時光，也催生了連載于1938年下半年香港《大公報》的散文集《湘西》。
《湘西》雖然有不少篇幅取材于《湘行散記》，或者是對《湘行散記》的改寫，但身處抗戰時空的沈從文也淡化了《湘行散記》中的抒情氣氛，增強了地方志和民族志的成分，更是鄉土寫實，也因此可能給讀者呈現的是更逼真的湘西世界。從篇目就可以看出，《湘行散記》中大半篇目是以人為標題，到了《湘西》則基本上以地名為題，更加凸顯了對地理環境和民俗民風的狀寫。
與《湘行散記》比照，《湘西》進一步觸及了“現代”對湘西一隅的沖擊。在創作于同一時期的長篇小說《長河》題記中，沈從文也表達了對“現代”沖擊下的湘西相似的憂慮：“農村社會所保有那點正直樸素人情美，幾幾乎快要消失無余，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庸俗人生觀。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經被常識所摧毀，然而做人時的義利取舍是非辨別也隨同泯滅了。‘現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體的東西，不過是點綴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輸入，上等紙煙和各樣罐頭在各階層間作廣泛的消費。抽象的東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際世故。”這是對現代沖擊下鄉土生存方式的隱憂，也是對“現代”本身的反思。因此，反思現代性也構成了《湘西》的一個內在主題。
另一方面，《湘西》也透露出沈從文戰時的國家民族意識，表現出的是對國家認同的一面。即使從湘西社會的現實層面考慮，對“國家”的認同也是保證自身安全乃至生存的一種策略。到了1981年沈從文仍在說：“必須把湘西當成中國的湘西，才不至于出問題。”（《〈沈從文散文選〉題記》）這種“國家”意識與寫作《湘西》的抗戰歷史背景直接相關。回鄉不久，沈從文就將“同鄉文武大老”（湘西沅陵行署第一屆主任、號稱湘西王的陳渠珍和苗民領袖龍云飛）請到家中懇談，“結論就是‘家鄉人責任重大艱巨，務必要識大體，顧大局，盡全力支持這個有關國家存亡的戰事，內部絕對不宜再亂’”（《〈散文選譯〉序》）。1938年冬，沈從文還致信給“湘西幾個在鄉軍人”，提醒他們“莫錯過這千載難逢的報國機會”。《湘西》的書寫一方面在延續對地方風景的傳達和再現的同時，也滲透了戰爭年代的國家視角，《湘西》也因此呈現出地方書寫的復雜性和多元性。
《湘西》的這種多重面向，在沈從文1947年為李震一創作的報告文學《湖南的西北角》所寫的序中也得到了印證：
我還應當為地方為國家作點事，所以到云南后又寫了一本小書，名叫《湘西》，對地方各方面略加說明，希望家鄉人的自尊自信心，和外來者的同情與理解，能作成一種新的調和或混和。一派祥和氣氛的形成，在當時，實比任何事情還重要。
作為地方風景的記錄人的沈從文，在《湘西》中試圖“調和”的是地方、民族與國家三位一體的歷史圖景，而“一派祥和氣氛”，既是政治感覺，也是作品風格，進而標志著沈從文的湘西書寫邁上一個新的歷史臺階。
在沈從文誕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際回顧他的一生，作為“美妙的故事家”與“地方風景的記錄人”的兩種形象越發清晰可辨，進而有望穿越遙遠的歲月，在未來讀者那里積淀成更具經典性的歷史定位。
